写：“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朝阳取耳属实，灯下剃头全虚。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从不做灯下生意。
日军占据此地后，集市停了几个月。但乡民生活离它不行，日本人也想维持个“王道乐土”的太平景象，伪军政机关来了，也少不得吃用奢侈之物，于是集市又重开了。为了维持集市交易，日军也订了几条规矩，汉奸部队、伪职文员虽少不了敲诈勒索，但也还没到明抢明夺的地步。老百姓要过日子，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这集也还是要赶的。他们并不那么清高，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
这村南北长，东西窄，邓智广从南边来，先进牲口市。一个麦场上，钉了些极，拉了些绳，拴了些马牛骡驴。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场边一些经济人东跑西说，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过了牲口市就是家什市，卖的是镐锄犁耙，竹首木铁。再往里是杂货市。这就热闹了。卖针的把针当作飞缥，抓住一把扬手投出，颗颗钉在木板上。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按一捆铁丝在地，刀刀剁得铁丝寸断。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用它来锯木棒，锯得木屑四溅。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拿它来奏乐，敲得叮当悦耳。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卖德国钢针的唱道：
打败过黄三太的甩头一子，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
……
卖木梳的唱的是：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
孙二娘杭的是夜叉头。
……
在表演中交货，在唱声中收钱，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卖线卖布，是妇女们的专利，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没有女人，这个市也就办不成，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
当然，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城里有几家技院，每到扫荡之后，年节之时，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便套上两辆牛车，载上几个姑娘，来开支店。她们并不长住，十天八天，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拌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所以并没固定的店址，临时租两间房，地上铺了麦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她们，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棚更屋。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交热了，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正有这么位“红姑娘”招摇走过来。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弓鞋。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圆脸上浓妆艳抹，梳一根长辫，粉辫根、红辫梢，辫梢梢坠着银坠脚。这副打扮，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乡下人有这副头脚，没这等妆扮；城里人有这副妆扮，没这副头脚。
她一走进杂货市，就引起一阵骚乱。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
“哟，三姑娘吗？好俊的行头！”
“裹得好脚！”
她左右应酬，嬉笑嗔骂，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两边农民小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满脸通红，有人气得骂街，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大声责斥。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这时肩上着了一掌，有人在耳边问道：“爷们，傻了眼了？”
邓智广收住神，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铜框眼镜，顶青毡小帽、拉着一头小走驴的人是刘四爷。
邓智广来的路上，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到了集上，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这么大个村子，这么乱的地方，从哪儿人手呢？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刘四爷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爷们儿，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
邓智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刘四爷说：“我自有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四
刘四爷久居农村，却不以务农为本。不做买卖不耍手艺，可逢集必赶；家中哪怕揭不开锅，可总喂着一头驴。他会点兽医，有几手绝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烧战船”。牛得了瘟病，人们多找他来治。他不用药不用针，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划根火柴，腾地一声，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挣扎嚎叫。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不另收费用。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税。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口交易税。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领下热照，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说好一集交多少钱，由收税人先去收，收完当天结财，把包银交完，剩下多少归收税人。要是收的够包银，可以拖欠，但不能蠲免。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断，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多讲礼义，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北洋政府时他收，国民政府时他收，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可还聘他为收税员。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他又来收。这次是替谁收，邓智广就不清楚了。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他什么集都赶，常把见到的、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按现在说法，是个团结对象。
五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写了个“税务代办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帐，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邓智广问他：“你既不在收税，要这间屋干啥？”
他说：“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
邓智广说：“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挂这个熊招牌干啥？”
他说：“有了这招牌，就算一路诸侯。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有了这招牌，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们不好再捞油水。”
邓智广问：“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
刘四爷说：“主家不让说，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别问我，问我我还不说。”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你来干什么？”
智广说：“办点事。”
“办啥事？”
“我也不能说。”
“用得着我帮忙吗？”
“用得着。”
“帮啥忙可得说呀。”
“我得进据点里去。”
“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
“看情况再说。”
“这忙我帮不了。”
“你是怕沾麻烦？”
“有这么点，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
“谁？”
“邓区长，你们自己家里人。他有办法。”
这位邓区长，大号明三，是邓智广的族叔。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儿干，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后来直奉交战，天津大乱，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用锅灰抹了脸，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同案人有落网的，交待出有邓明三。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就抓保人。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做起货栈买卖来，从此成了小财主。智广爹出狱后，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声明不再认这个旅弟，从此不与他来往。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只要在路上碰到，还是笑脸相迎，口称二哥：“你别跟弟兄认仇呀。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忽然要过官瘾，花钱运动弄了个汉奸区长当当。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须知我们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便极力找退路。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