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
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入，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就去日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就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啊……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撕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那边，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找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接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价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鎚，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智广擦干了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堵，用一个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人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