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歌来是不一样。记得她唱过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声柔美惊动人，令人十分感
动。唱歌要是动了真感情，那种舒畅的感觉就真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那时候老大在幼
稚园当老师，至今也好久不见了，心底十分想念。
我和小妹说话时总是不自觉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在我心中她一直是一朵需要去用心保护
的小花。她听我说话时总是嗯嗯的回答；当她不同意你的话时，她就嗯得小声一点，当她听
进你的话时，那声嗯就特别重。我了解小妹的脾气就如同了解我自己一般。我追小妹的时候
全凭一颗诚心和一股傻劲，所以我知道我之得到她的心极其实完全没有一丝运气。只是或许
我失言，也或许小妹一时气不过，我们两个人常常就因为一些小事情不欢而散。我自己是不
会在这些，只是担心小妹哪一次就真的来个相应不理，就要令人伤心了。四月六号晚上，小
妹答应要跟我和好。她问我司机会不会后悔。我说五十年之内不会。只是再过不到一个月我
就要去南沙，后不后悔什么事情其实也不太重要了。
不过我却也隐约发现小妹变得比以前沈默多了。我和她之间不再和以前那样有默契；她
也不像以前那样兴致冲冲地和我说话，甚且连电话都很少拨给我。如果我没去主动找她，或
许我们两个月都不会见一次面。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小妹已经离开校园踏入社会，所接触
的人物与事情比较繁杂的缘故。不过心中总难掩一股落寞的情绪。我不愿直接问她什么原
因；她变得愈来愈不耐烦，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不高兴。我不令自己作太多的争辩，那样只
会使误会更加深。我渐渐感到这似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为了一种不知名的目的拼命的维持一
份不稳定的情感。我心中常想，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多替彼此的立场多设想一点，现在不会有
这么多令人遗憾的问题。平常我和朋友之间不会争夺或计较些什么，又况且是和我如此深爱
的小妹之间。过不多久，小妹又和我若有似无。这几也在我当初的意想之中。
四月十三日我休假完毕回清泉岗，辅仔告诉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说营长要我留守
台北大直海军总部的台北联络组，可以不用去南沙了。我听了十分兴奋，这对我而言简直是
起死回生的一招。培伦来找我时也稍稍跟我提了一下，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营长找我去谈话
时我才确定自己可以留在台北担任联络官，不用跟着连上去外岛。营长叫我立即到台北报
到；我回连上后马上找人买了两箱凉的请大家。晚上打了电话给小妹告诉她这个消息。一生
至此还未曾体会过这种爱情事业两得意的欢喜心情。
那几天连上的状况很乱，辅仔和丁排常常因公不在，连长常常又不在连上，很多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落到我身上，连一些规定连长干部三加的械弹管制会议都由我一个少尉三加。后
来问题终于发生了。连长无故失踪了两三天，辅仔也因为休假没按规定开假单而被人督导
到，师部一些莫名其妙官每天都打到连上来问东问西，而且还是那种狗腿官僚的囗气，问到
我不知道的事情还会操你操我的大干特干。我耐性有限，觉得忍耐已到国家最后生死存亡关
头时，索性卡擦一声挂上电话，让他操自己干自己。有一次三办室那边有个不知名的军官打
电话来连上问连长去哪边，我恭敬地跟他报告我们也正在找；也不知哪里说错了，他劈头就
是一句“你妈的Ｂ”，我心头一把热情奔放的火立刻被点燃，马上也点名操了他们全家，猛
地挂上电话。我一直没有失去理智，只是想让他知道他冒犯了人。
第三天连长还是没有回来。呼叫器也打了，家里也找过了，就是没有消息。连长的夫人
大概也发现事情不对而频频来清泉岗探问，我们也只好和她随便敷衍两句。虽然营长早就叫
我立刻向台北报到，但由于我现在是连上唯一剩下来的军官，所以拖了两三天也一直走不
掉。弄到第三天晚上，辅仔终于休假回来了，我将这几天的事情跟他交待清楚，东西收拾好
就回台北了。军中的事既复杂又烦人，大家都得管，结果多事如我的人似就成了理所当然替
人家挨骂的人；那时只想把一切不干自己的事情抛诸脑后，一走了之。听说连长后来是回来
了，有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我并不清楚；但这并不影响到我认为他很聪明的想法。
回台北时心情恍如隔世。车水马龙的街景又熟悉地映入眼帘。我以为自己是很幸运的，
住台北而又能在台北当兵的能有几个人？况且我又是个几准备要开始写外岛回忆录的人。我
的行李照样是三小包五大包，摇摇摆摆晃进门的时候诸位邻居们不免引头张，议论纷纷。我
想他们一定以为我退伍了。
我按着营长给我的报到地址找到信义路五段世贸中心一带。地址颇为奇怪，坐计程车在
小巷子里绕了半天还是没能找到。后来打电话去问了问，最后才看到一楝有个小停车场的两
层楼白色建筑物，外表看来稀松平常，只像是一般中上阶层人家住的房子罢了。我仍然不清
楚这房子和海军总部或我的任务有什么关系。我走进去，大门进去右边有个柜台，倒像是旅
馆里面登记住宿的台子。我的预官学长，姓黄，就站在柜台旁边。
原来驻台北的联络官还要兼东沙联络官的职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我们外岛营挑人的
最主要原因。每个月固定有若干从台湾飞往东沙的班机，而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天，要搭机的
人按规定都要来信义路这个地方领机票，所以每个月也固定有几天联络官会待在那儿办票。
我来报到的那一天刚好是东沙航次的前一天，所以学长便叫我去信义路的办公室找他。那个
地方的正式名称是陆战队台北招待所，性质类似国军英雄馆，不过由于地方不好找，真正会
去住的士官兵少之又少。主要还是提供队司令部的高级长官北上开会时休息住宿之用。
自上台北之后，我的心情便一直保持着很开朗的状况。离开了部队，免去了每天操兵练
兵之苦；在台北当兵每天坐办公室，写个公文接个电话，想做就做，不想做哼哈两句应付过
去，没有不愉快的。运气好点的话，每天还可以上下班，有空找小妹去看场电影吃个烛光晚
餐；或者我可以利用晚上去兼个家教补个托福什么的。可是待听了学长一番指示之后，才知
道此事比理想中还难办一点。首先，他说我们台北联络组的组长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人，对
于任何事情的要求标准很高，一见到不满意的事情就会大动肝火，毫不留情的把人竖在前面
大声开骂。我对于这个情况有点恐慌，因为这表示我又要过着以前那种听到连长脚步声心里
就毛起来的日子。军中有个说法，单位好不如主官好；意思我解释一下：一个单位再好混，
遇到一个脾气很差的主官，照样是度日如年；相反地一个单位就算业务再重，只要单位主官
不在后面苦苦相逼，照样可以过得十分轻松愉快。至于什么上下班看电影补习的，学长说也
不大可能；听说工作压力很重，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的联络官为了要让大多数有所求的人都
能得到满意的答覆，常常要绞尽脑，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若且做不成，人
家还会说你办事不尽力，十分委屈。在部队中我尚未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自己能好好做，
把应尽的责任都尽到；毕竟在台北当兵可以增加许多见闻，剩余一年多的时间还可以增长不
少常识。下午五点多，招待所办票的时间已过，学长就带我坐车回总部了。
我对大直的印象十分模糊，以前也很少来。偶尔来一趟经过海军总部的大门囗时，总会
被四周那种严肃的气氛给镇住，也不敢四面探头张，想是害怕被宪警抓了去；而若干年后的
今天，我竟然也由于兵役的因缘能够进来这儿一探究竟。
20
台北联络组就在总部里面。我和学长从侧门走进去。我没有识别证，学长还跟卫兵解释
了半天，卫兵才肯放人。那时大概是下午近六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下班的人都走光了，
偌大的营区在昏暗中也见不着几个人，我甚至感到一股寒意。学长告诉我我们组长还在组里
面没出去，我待会就可以见到他。我的心情于是也紧张起来。从侧门大约五分钟的路程，就
到了联络组。
联络组在三楼。上去左转两侧的六七个房间，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全部了。第一间是组长
的办公室，我不经意地瞥见有个人在里面大声地讲电话，大概就是组长没错。组长房间对面
就是联络官办公室，学长见组长在忙，便带我进去叫我先在里头等。联络官办公室还有另外
两个士官在，一个上士，一个中士，还有一个穿着便服低头在玩电动玩具的阿兵哥，三个人
都不大说话，见到我时也只点头打个招呼。我们这半边的房间只听到组长的声音低低地响
着。办公室的灯光很亮，白花花的灯管令人有些晕眩，那种办公室冰冰冷冷的感觉也令人有
压力。办公室进门右边是个极大衣柜，左边是帽柜；里头靠两侧有两张单人床，床中间沿着
墙有张大铁办公桌，桌上放了两部电话。见到办公桌和床并在一起，我开始了解到那种生活
就是工作的意思。利用时间学长叫我填一份自己的自传，他说组长特别交待要用英文写。这
并非什么多难的事，我写了十几二十分钟便完成了，小错不敢讲，大错是应该不会有。待组
长一挂电话，学长便进去他房间跟他报告我来的事情。组长的英文程度如何我不清楚，他看
了看那份自传后便叫我进去。我于是又跟个社会新鲜人似的直直地站在他面前，心想这人虽
然不好对付，但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接一拳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