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的著名出版机构斯克里布纳子侄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 ）——译者注）的杂志于1897年这样写道：“除了课程安排本身，学院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和高年级的协会相比。会员之间的联系将持续一生，而且这种联系纽带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学院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只能凭空猜想他们的意图。”耶鲁教员和管理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自己也加入了各种协会——很多时候和学生一样被这种社团制度的神秘感迷住了。管理者不仅经常参与协会的庆典和活动，而且，特别是在高年级社团的情况下，运用社团的关系网影响大学的某些决策问题。在协会内部，成员之间是不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的：教员、学校管理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是平等的兄弟。因此，加了社团的学生和学校管理人员就有了直接的联系。反过来，这些学校的管理人员认为他们这些兄弟学生的观点代表了整个学生群体，或者至少是任何值得听取其意见的大学生的态度。耶鲁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是1849年的骷髅会员，在他的自传中几次提到了一个协会但始终没有指明其名称，一下就是其自传节录的一部分，请读者分析：关于年轻教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认为在这些年里，规模小一些的秘密社团开始发挥了一种性质特殊的影响。在我教育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社团比以往更彻底、也更频繁地把毕业生和毕业生中那些已经担任了学院指导岗位的人吸收入会。这样一来，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就具备了非常自由且不受限制交往的机会。双方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彼此的看法和态度，并且从对方得到一些可能带来最好和最令人满意效果的意见或建议。对我本人来说，我确信这些机会在我更年轻的时候能够带来极大的利益和好处。它们使我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并且在熟悉和友好的基础上了解了一些学生个人的想法和情感。
在我担任校长期间，通过这种方式我结识了在我管理下好几届的许多学生，甚至和他们建立起了亲密挚爱的联系。这是我的特权，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当我回顾历史，我很高兴地觉得，他们和我曾经共同努力，而且我相信，这种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共同提高我们的知识和修养，而且还是为了在学生社区中推行一种更好的生活，为了在学校年轻和年老两代人之间建立起更加真正友善的关系。总而言之，我很高兴的是，作为朋友，我们曾经携手——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我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把耶鲁大学建设成了一个由受过教育者组成的兄弟团体，而联系这个团体的纽带是共同的目标以及每个人都具有的、属于自由学术的慷慨态度。
第2 章耶鲁的社团制度不再是一所大学
19世纪晚期，校长德怀特、秘书德克斯特（1861年骷髅会员）和教务长亨利帕克德怀特（1868年骷髅会员）以及几位最有权威的教授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目的是保持和学生领导群体的联系。
学校意识到，尽管这些协会具有排外性质，偶尔还有些声名狼藉，但是它们在耶鲁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们给人们提供了热枕的动力。“在耶鲁从一所古老的简朴学院演变为充满了活跃有序活动的生活这一过程中，目前耶鲁现有的社团制度的开端是最重要的一步。”＇ 斯克莱布诺公司的杂志写道：这是一个耶鲁人能够从他的同伴那里获得的最高荣誉，因为这个荣誉来自他们，他把它看得比学术声望还要重要……作家、辩论者、学者、运动员，每个人都获得激励，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力。生活是繁琐的，同时也是非常实际的，因为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在纽黑文，人们能够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在体育、辩论或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相对于有形和机械的方面，这些构成了“耶鲁精神”）实现最高的发展水平。而所有这一切主要归功于社团的影响，这些社团把学校所有分散和无抑制的精力集中起来，引导到高效的发展渠道上去。
尽管社团肯定会强烈地把大学生区分为会员和非会员两个群体，它们也团结了大学生——同时也让他们相互竞争——因为学生们大体上在朝着相同的目标努力：加入社团。这种类似于工厂大批量制造的动力形成了欧文约翰逊在其《耶鲁的斯托弗》一书中那个著名的说法“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面临强烈抗议，耶鲁仍然没有关闭所有社团的原因——一个它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尽管这些奇怪的社团把校园弄得四分五裂，最终它们也还会把它重新粘上。
尽管如此，耶鲁的社区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些社团问题重重，而且具有威胁性。“在表面之下，在这几年一切所谓的愉快外表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可怕的暗流。这股暗流延伸到了我们大学生活的各个根基和组织，偶尔地露出威胁的面目，但很快又隐伏不见了。我们所有工作的分支都是在这股暗流般的生命线所能提供的给养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埃德温奥维亚特在1896年的一期《耶鲁文学杂志》上撰文写道：任何人，无论他身份高低，也无论他在这股潮流中力量强弱，都会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如果他缺乏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地位的野心，如果他不具备对那些可能成为英雄的人物表示崇拜的心态，那么他在这儿的生活是猥琐的，有局限性，受到威胁敢怒而不敢言，最终他将噙着泪水离开，寻求少数几位和他一样高尚而且独立的朋友的温柔联系，同时内心对造成这一切的体制充满了愤怒。
在学校里的许多人看来，学院社团制度不单单是一个制度，而是唯一的制度，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玩弄权谋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弱小者并且给那些未来的世界领袖洗脑——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创建的公开目的是为了培养牧师，而不是小官吏的学校里。一个匿名的作者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批评说，“邪恶的力量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宗教生活，在我们的宗教发展过程中它带来了矛盾冲突。”
也有其他人持不同观点。后来担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麦乔治邦迪在1939年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措词强烈的署名文章《辩护词》，其中这样写道：尽管传统的方式在过去有些时候似乎限制了人们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然而微观世界大体上是否没有提高人们在学院所完成工作的质量，这是很值得质疑的。当然了，微观世界在运行中始终是不鼓励纯粹的懒惰和放荡不羁的。我们的制度在武断和仅仅是部分正确的基础上吸引人们的盲目欲望和回报，这也许是不对的。但如果吸引那些有上进心普通新生的是洛波利影院一次播放的两部影片或者那种貌似时髦的灯笼裤，那么这才是更糟的事。
就在邦迪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之后不久，他被骷髅协会奖励了一只水龙头。
就在第一个秘密社团于1832年成立后，学生们没过多久就创办了一些其他活动代替或模仿骷髅协会。从那时起一直到美国国内战争是这种活动最兴盛的时期。第一个三年级社团成立于1836年，二年级社团开始于1838年，新生社团的出现则在1840年，第二个有声望的高年级社团“卷轴和钥匙”成立于1842年。这些团体构成了一些耶鲁历史学家称为社会金字塔的现象，因为招募会员的标准会沿着班级精英的等级而依次收紧，从来者不拒的新生社团一直到那两个高年级协会，后者各自只有15名会员，直到只有那些最好、最聪明、最受欢迎，以及在一些情况下，最幸运的人被认为其成就足以得到协会的认可。
这样一来，大学的精力就不几乎不是一种标准了——耶鲁不再是一所大学，它是一场露天表演，一个试验场。正如上个世纪30年代学校的出版物《哈尔克评论》批评道，“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在大学里头三年的活动重点有意无意地集中在被选入高年级协会上……一系列别有目的、物质的、事先阴谋策划好的社会价值观被强加在学院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些社团不仅仅丰富了耶鲁的校园生活，而且还推动了它。
第2 章耶鲁的社团制度入会仪式
在19世纪，一个学生甚至在入学前很久就听别人说过这种秘密社团制度。卡西埃协会（成立于1840年）和达尔卡帕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历史最悠久且最具声望的两个新生社团。这两个协会定期派出代表前往预科学校招募第二年秋天将入读耶鲁的学生。起初，“西埃”和“达尔卡帕”各自只招募大约20名会员。但后来争取最优秀会员的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它们很快改变了自己的做法，目的是尽可能地吸收更多的会员，无论这些人有多大价值。这种针锋相对的行为后来演变成了一场竞赛，看哪一方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西埃”和“达尔卡帕”在招募会员上的较量多年以来一直是平手，此外非秘密的伽努（成立于1855年）和昙花一现的西格达尔塔（成立于1849年）协会也分别吸纳了几十名新生会员。
争取新会员的竞争非常激烈。人们认为每一位新生都应该选择一个协会。一些几乎刚从预科学校毕业进入耶鲁的学生就要回到自己的母校招募尽可能多地“预备新生”会员。协会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一所预科学校是很常见的事。例如，安杜佛中学的学生往往大批加入达尔卡帕协会——因此经常可以支配协会的主席，他们甚至可能在来耶鲁之前就已经选出了主席。耶鲁不仅在纽黑文，而且在纽约、新伦敦和斯普林菲尔德地区都有训练营。当新生到达训练营时，协会的代表们会用狂热的语调向他们搭讪，甚至跳上还在移动的火车以便第一个接触到要招募的会员。在19世纪开元5 年左右，狂热的招募者会每天23次穿梭于新生达到的车站和学校之间，此外清早和晚上还要到码头去。
和二、三年级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