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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每两周举行一次，内容包括晚宴——通常是扇贝牡蛎、冷舌、饼干、发酵饼、茶和咖啡——以及开发智力的讨论，主题包括1856年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对待奴隶制”和1947年的“正前额脑白质切除术”。主持聚会的会员通常在家里举行讨论活动，他会按照人们的座位顺序请他们依次就给定的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俱乐部”对学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主要是因为，至少在1963年之前，该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是或者曾经担任过学校管理人员。实际上，在一些场合，这个排外型组织的成员具体讨论的就是耶鲁大学的问题，他们在没有其他教师和校方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得出结论并且操纵着该方案的实施结果。“‘俱乐部’从来没有打算对外部采取行动或施加影响，而只不过是提供愉快的社交机会和知识接触的条件。”“俱乐部”的历史学家试图为该组织编写一本书。“但是情况的本质是当其成员在晚餐前后随意聊天时，他们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做出了一些和社团无关但肯定和大学有关的决定。”此外，据会上还会对一些争议性不那么强的问题进行严肃讨论，比如“马蹄从三趾形到单趾形的发展”。
当时间进入20世纪，尽管耶鲁也会经历许多变革，然而其核心和气氛几乎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1951年，《时代》杂志在耶鲁250 周年庆典上这样写道：有意无意的，耶鲁的传统是等其他人领头，观察他们的行动，然后从中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样一来，如果说其进展速度不快，这也是经过了挑选，一般来说可靠的方案。如果其增加了一些新领域，它至少也曾牢固坚守过那些古老和可靠的原则。有一个词叫“保守主义的胜利”，从建校的最早年开始，耶鲁可以说一直名符其实地坚守着这个信条。
更早些时候，1885年，《国家》杂志注意到了这种保守主义的趋势，它这样写道：耶鲁相当牢固地坚守着成立之初的原则。耶鲁仍然是一所主要由一个州同一教派的一些牧师管理着的学府。那些信奉旧理论的人坚持认为担任耶鲁校长的首要条件是他必须是“正统”教会的神职人员。保守的群体在选举新校长时可以保留自己的观念，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推迟不可避免的潮流趋势。一所伟大的现代学府不可能永远按照殖民地时期的神学院模式来运行。
注：“俱乐部”今天依然存在。“星期六上午俱乐部”也存在，后者是125 年前为教师的女儿们所创建的一个组织。现在该组织全部由女性会员组成、会员数量限定为大约20人，主要是活跃的教授和教师的配偶。“星期六上午俱乐部”每年大约聚会八次，会上举办演讲和展示活动。
第1 章壮观的排场：耶鲁的奥秘“见鬼去吧”
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但是耶鲁确实会顽固地试图保持过去的面貌——并且培养出同类型的学生。1913年，《耶鲁每日新闻》的主编谴责“耶鲁类型”，即那些衣着和行为举止得体，“丝毫没有冒犯他人的气质，但正因如此，反而令人不愉快”，而且不会独立思考的那群人。“耶鲁的大学生忽视了思考的艺术，比他们忽视撒哈拉沙漠中凄凉的沙粒的程度还深。”这位主编写道，“它的精神力量几乎和原创的耶鲁《牛头犬之歌》（曾经就读于耶鲁的科尔波特为校足球队所创作的著名歌曲——译者注）一样。”1923年，厄普顿辛克莱（美国著名作家，其小说《龙齿》曾获1942年普利策奖——译者注）在《正步走》一书中写道有一种明确的指示称“这就是耶鲁的行为方式”，而对那些尝试其他行为方式的人则怀有轻蔑态度。他特别批评那些协会，认为它们没有“给标新立异的创新思维留下任何一丝空间。”甚至骷髅会员威廉巴克利也在他1951年出版的《耶鲁的上帝和男人》一书中批评说，“尽管耶鲁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自命不凡之处，耶鲁（我想其他大多数其他学院和大学也一样）确实接受一种正统理念：这些理念是一些界限，教师们要想得到‘容忍’，他们的观点不得逾越这些界限。”
耶鲁从不否认自己的同一性，也从未对此表示过歉意。在1935年的毕业典礼上，詹姆斯罗兰安格尔校长警告学生们说，他们在大学期间养成的不愿改变的习惯在他们毕业后只会得到加强。他说，“现在你们已经是耶鲁的校友了，你们的保守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将立刻被提高到最高的力量。在你们看来，你们在耶鲁期间所没有做过的任何事情将显得缺乏理智，而且可以被证明是邪恶的。”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更为直率的观点，“你们已经做了10分钟的校友了，你们的灵魂已经开始逐渐产生意识，也许是无意识的，你们已经知道，在耶鲁，仇视一切变革的典型态度是毕业生最可爱、但也最令人恼火的品质。”
1952年，乔治皮尔逊将耶鲁的态度描绘为顺从和竞争之间互相冲突的训令。他写道：耶鲁顺从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一个真正的耶鲁人在耶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他能从这儿获得什么。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在那儿出于独立自主或者培养特立独行的观点的目的而接受教育。在更现代西方的一些教育机构里，任何古老的东西都会自动受到怀疑。正如一位哈佛的编辑坦率地指出，在剑桥大学，一个哈佛的人往往容易过于我行我素，以至于团队合作和协作的努力经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耶鲁，个人主义是不受到鼓励的。学院的情绪和传统都反对个人主义。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一个人的合作比他提出的批评意见要重要得多。标新立异的观念会受到质疑，而且，超出了可容忍限度的奇装异服和怪异的举止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要想在耶鲁成功，人们必须避免标新立异，必须结交朋友，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无论一个人怎样行为或潜在的动机是多么蓄意，前提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走出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是为了学校的繁荣。
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布鲁克马瑟凯利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很明显，耶鲁过去太传统，太顺从，太属于过去的年代了。精心设计的体系变得衰落并且开始解体……课外的业余生活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1926年，耶鲁管理委员会同意结束长期以来强制要求学生们参加教会仪式的传统。但是最大的挑战出现在几年以后。1897届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哈尔克的学生，此人是狼首协会的积极分子。他声称许多像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具有经历那种亲密的、联系紧密的秘密协会生活的潜能，但这些潜能没有得到开发，从而他们错过了一些在他看来对耶鲁生活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对此表示失望。1930年，他答应给耶鲁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捐款，目的是开发一个效仿牛津和剑桥模式的住宿学院体系。通过这种办法，哈尔克希望打破班级之间的一些界限，更重要的是，打破耶鲁那些排外型俱乐部内部成员和外人之间的界限。
首批七个住宿学院于1933年9 月成立。（一年级新生在他们升入二年级并且被指定一个学院之前仍然没有加入。这种做法和哈佛实行的“住房”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后者的环境下，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住所。）被指派到各个学院的教师们和学生共用饭堂。具有各个学院特色的各种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如果一名学生不能在《每日新闻》报社、大学运动代表队或一场戏剧演出中谋到一个职位，他仍然可以为学院的报纸工作，参加校内体育活动或者参加学院戏剧表演。更重要的是，每个学院现在都有各自的荣誉奖项，有自己奖励优秀学生的办法，学生们现在可以在更小的学院社区内竞争，而不必在更大的大学范围内苦苦挣扎。
当然，各个住宿学院开始形成一些特有的新传统。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领带、运动服装、名牌、节日聚会和野餐活动。在毕业典礼上，每个学院的学生在各自的院长、系主任和教师的率领下列队游行，他们戴着自己学院特有颜色的头巾。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标识。Calhoun学院携带着参议员的手杖，伯克莱学院配有两支银质的权杖，皮尔逊学院是一支顶部是一个太阳的权杖，达文波特学院是一根木质的权杖，底部是雕刻着一只蛇头。到了20世纪中期，每个学院都有了自己的院旗，在毕业典礼游行时高高举起。（耶鲁的官方印章上包括希伯莱语“Urim v‘Thummim ”，一般翻译过来的意思为“光明和真理”。学院秘书西奥多赛泽是这些院旗的设计者。有一年他为主持毕业典礼的院长设计了一面特殊的旗帜，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在这面旗帜上，赛泽在希伯来语“Deus id dampsit ”，意思是“见鬼去吧”，这是“Deus id dempsit ”的一个双关，后者的意思是“上帝把它拿走了”。当赛泽把这面旗交给主持仪式的院长时，观众错误地把那句拉丁语当成了“上帝，可能要下雨”的意思。）
第1 章壮观的排场：耶鲁的奥秘通往秘密社团的大门
在整个20世纪，耶鲁开始日益重视住宿学院制度。1962年秋天，新生被吸收进了住宿学院。尽管几乎所有的新生第一年都将居住在老校园，这意味着甚至在学生们到耶鲁之前，他们已经“属于”某个比大学规模更小、更亲密的机构了。一个学生最重要的身份确认办法成了他的学院，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今天，两个互不相识的大学生彼此问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当耶鲁于1969年开始实行男女同校教育时，女性往往更可能和自己同学院的男生交往，而不是校园内的其他女同学。对学院的忠诚超过了对班级的忠诚，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时候用斯提尔申学生、布兰德佛学生和皮尔逊学生称呼对方，而不是使用对方的班级名称。
欧文约翰逊在1912年的小说《耶鲁的斯托弗》中描述的一个角色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