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抄作业，我心里很不舒服，既觉得他们不该抄作业，但同时又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功课到晚上都还做不完，说明作业太多，同学们太辛苦了。为什么老师们不肯听听大家的心声呢？
我还看到了一种现象：考试时，总是有人会搞一些小动作，例如趁着老师不注意互相交换答案。我看不下去，每次发现就制止他们，因为这是作弊，在欧洲是不允许学生考试作弊的。考试的时候，甚至换铅笔都要跟老师说一下，否则老师就有理由认为你是在作弊。另外，这也涉及人格问题，是考验一个人是否诚实。
其实无论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当然也总有一些考试作弊的现象，但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也坚决不许我身边的朋友这么做。所以这次在国内学校读书时，看到了这幅景象，出于善意，有时我会提醒他们注意。
有人会觉得惭愧，再不那样做了，可有些人却恼羞成怒，还说什么你这个美国孩子管闲事还管得挺宽的，有人还威胁我说要是敢报告老师，就要怎样怎样。但是我不怕，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看到他们做错了，那么该说的时候就得说。
下课后，我经常主动跟老师进行交流，虽然那时候我的中文还不太好，有时候老师说的还不能完全听懂，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很认真地跟老师交流，一点一滴积累中文，将来一定有收获。我遇到的老师都非常好，很有耐心地给我一一解答。
我愉快地在中国学校上了两个多月学，直到可以回美国去上学了，我便离开北京，离开妈妈，独自到匈牙利找爸爸，然后跟他一起去了美国，继续我的学业。
第18节：解剖一只怀孕的死猫
解剖一只怀孕的死猫
教生物课的老师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因为添加了解剖课，所以我们会经常解剖一些动物尸体。本来我对这门课不是很感兴趣，只要一想到那些软绵绵、血淋淋的动物内脏，就不舒服，一想到还得用手来摸它，我简直受不了。可是这门课要算成绩，所以即使不喜欢也得上。
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要解剖一只死猫。大家被分为一个个小研究组，每组四个人，都要穿白大褂、戴上手套、眼镜。老师说戴眼镜是为了防止有脏东西溅到眼睛里。他又从冷藏库里拿出一些盒子，分发给每个同学，这是用来盛放不同的器官的。随后，老师发给每人一个小盒，说这是一种清凉油，让我们抹到鼻孔底下，驱除异味。
单是听老师讲解预先准备工作，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似乎内脏里已经有东西要蹦出来。
老师要求我们打开猫的尸体后，先指出每个器官的医学名字，然后再判断猫的死因。以前我们解剖过青蛙、各种鸟、蜥蜴之类的动物，但从未碰过像猫这样大的家伙。
那只猫浑身僵硬地匍匐在手术台上，我们得先把它翻过来，可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动它。一看这个阵势，我知道要是没人出面，估计这堂课就这样混过去了，只好狠狠心，说：“我先下手吧！”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然后一齐后退半步，给我让出地方。
其实在那一刻，我想到了很多。我原以为只有我们中国人在对待自己和孩子的性格塑造方面才会主张“不出风头”，现在看来外国人也是一样。振臂一呼首先要的不是能力而是勇气，我们每个人都不乏能力，更不缺知识，最欠的恰恰是那种突兀张扬的个性魄力。在美国，很多企业在招聘人才时都会要求对方具备这一点基础，即aggressive（侵略的或敢作敢为的），这体现了他们对关键心理素质的一种认识，而我们国家的文化过分强调的却是谦虚谨慎。我们不愿冒尖，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欠缺承担风险的意识及能力。
我壮起胆子走上前，拿着锋利的手术刀，慢慢地切入了猫的胸部。开始时非常紧张，因为猫已经僵硬的肌肉发出的那种声音很恐怖，我甚至有一种在扎自己的感觉，浑身的（又鸟）皮疙瘩都起来了。
因为不敢细看，我只好稍微闭着眼睛做。谢天谢地，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好一会，终于把猫的胸腔慢慢打开，一股很浓的腐烂的味道立即散发出来，熏得我们都往后退了一步。
我感觉到这只猫的肚子非常大，便带着疑问深入解剖，等最后打开时，我们都非常惊讶——原来那猫已经怀孕了，在它已经失去温度的肚子里，尚有三只早已夭折的小猫。大家都难受极了，有个女生甚至哭了起来。过了几分钟，我渐渐平静了下来，轻轻地把小猫一个一个拿了出来。这些小猫都已成形，身上还有长毛，耳朵软软地耷拉着。它们还没来得及走出母腹，就不幸死去，实在太可怜了。我像在包里掏东西似的，一件件取出脏器，脑子里什么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依然十分冷静地在忙自己的。可是，一旁围观的同学却反应激烈，有个女生直叫恶心，连声嚷嚷说受不了啦。
老师都很惊讶，问我愿不愿意以后学医？老师解释道：“你很有勇气，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完全可以应付这种状况，所以很适合做外科手术。”
第19节：我为祖国争回三块土地
我为祖国“争回三块土地”
我到宾州读书时，偶然发现该州的课本上说：澳门是葡萄牙的，香港是英国的，而台湾最离谱，居然成了一个所谓的“国家”！
我当场向老师提出抗议，说这是不对的。因为香港、澳门本身就是中国领土，而且早已回归祖国，现在是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至于台湾，历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赫然在册的历史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我们班上有一个台湾男生，一听这话马上站起来跟我理论，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支持我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同学们大都拥护我，还喊起了口号：“我们支持菲菲，也支持她的观点！”
老师控制不了局面，只好将我们带到教务长和校长那里。
教务长查了半天资料，终于承认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他对那男生说：“你错了，菲是对的。”
我强烈要求老师改课本，改成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一部分。写作业时，要求老师必须认为“这三个地方属于中国”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后来，校长亲自向我保证，说以后不会再有类似问题了。
戴秉国伯伯现在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我和父母在匈牙利时，他恰好是驻匈大使，和李伯伯一样，他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人。有一次，戴伯伯突然问我：“菲菲，你在国外这么多年，你能说说美国什么地方比中国好？”
我先是愣，随即在瞬间有了主意。我说：“伯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用具体事例回答你，好吗？”
“没问题，你说吧，尽管说。”
“我举个例子，是关于医疗制度方面的。假如现在有一个穷人病了，在国内，因为没钱，就可能得不到治疗，也许会死去。可是在美国，如果因为一个病人没钱而得不到治疗，医院将遭到起诉。所以美国的医院一定是先救人，再谈钱。我认为他们的医疗制度比我们健全。”
尤其是上次爸爸半夜进急诊室的事件，使我更加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了美国医疗制度的优越。当时我把爸爸送进病房，医生们马上实施救助，根本不问病人的来历以及是否有钱支付治疗费用。这些账目他们稍后会寄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来解决。
戴伯伯给我题字时，写了很多的“根”字，“它是你一切的源泉，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会给你智慧和力量。”在“根”字的下面戴伯伯这样写到。
我知道，我的“根”就是中国。
第20节：钢琴往事（1）
钢琴往事
我从小就学钢琴，12岁时，因为父母总是监督我弹琴，我患上了少年期特有的逆反病，把练钢琴当成是一种折磨，简直恨透了它，经常以各种借口偷懒不弹，甚至想偷偷砸了它，让妈妈再也没有理由强迫我练琴。
读高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钢琴老师，他是普林斯顿大学音乐系的主任，差不多50多岁，已经教了几十年的钢琴，水平很高。他瘦高个子，长得很有欧洲特色。在家中上课也是西服革履，样子很严肃。每年夏季会应邀去欧洲演出。在听过我试弹之后，这位资深教授决定收我当学生，每周练习一小时，费用是50美金。
老师的手指很长，几乎能同时触摸十几个键，特别有力量，一看就是弹钢琴的。第一次上课时，老师告诉我上课要录音，这样回去后就可以复习上课内容，注意哪里还有待提高。
老师给我推荐的第一个曲子是肖邦的一首E大调，他想看看我识谱能力和看谱速度，就先拿出一首谱子让我弹。我有点紧张，不太适应边看谱子边弹新曲子。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我先用三分钟看曲子，注意它是几分之几的拍子，是什么大调的，然后慢慢弹。之后，老师给我示范了几遍，告诉我要仔细领会曲子的风格。
这时我已经有了新钢琴，回到家想立即就弹。可爸爸说时间太晚了，怕吵到邻居，影响不好。那一夜，我睡不着觉，一直盼望着天亮后可以练习曲子。现在再回想起自己几年前还那么恨钢琴，也只能叹息那时我太不懂得珍惜，竟把钢琴当负担。
上过几次课以后，老师给我的曲子难度也越来越大，有莫扎特、肖邦的曲子，还有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几首曲子。
我的老师教课很有个性，每弹一首新曲之前，他嘱咐我要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