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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屠杀，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刘帮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帮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帮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象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连万分之一的动力也没有。可朱元璋怔怔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七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屠杀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拚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蔺。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转而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象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他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帮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帮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帮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帮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帮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杀，尢其是屠杀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造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或屁股发痒，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我认为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抠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李世民的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止地膨胀，在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喧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东突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蹈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
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象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屠杀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傍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干吗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帮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帮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
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知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俞演俞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帮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英明的帝王。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具备李世民那样的超人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功臣的积极作用而使消极作用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有不少帝王的综合能力还赶不上他的臣下。当帝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他的臣下时，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屠杀功臣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聪明的帝王往往通过权臣之间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一个权臣积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无限权力，或干脆象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那样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出反应，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