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何在
我的字已开始生涩，太久没有写字，也太久没有思考。我用机械与电子记录我的思想，从而使它们也变的机械，然而我不知道思考有何意义？思考者冷漠的看着世界世界却是一片喧嚣与躁动，这正是使思考者痛苦的事，思考使他不能平凡而踏实的活着，他对生命感到迷惑和痛苦。
诚然所有的人都在痛苦着。平凡者咒骂着来发泄，而思索者默念着：“若是你不痛苦，你又怎能明白什么是胜利呢？”，把这样的格言作为自己自慰的祷词。
但他不知道这是否是正确的，他不知道自己的优越之处，因为他无法创造比别人更多，哲理不能变成面包，先知总是饿死，除非他把自己变成统治者。哲学王永远是一种电子，存在于思考者的神经之中，随身体的饿死而消失。小约翰一天决定不再从事尘世工作而专心工敬奉上帝，一周后他从静修地回来央求他哥哥给他一块面包。（《神火的启发》）敬奉心灵的人也总是遇到这样的窘境。他们即便掌握了真理，随即又发现真理其实就是那块面包。马克思说人只有通过劳动才真正成为人。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真正的直接的创造性劳动已变成所有短缺商品中最稀有的商品。”（Ｅ。Ｆ舒马赫《可以有别的做法》）
劳动创造自由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题字
我站在二楼上，望着楼下，上千黑压压的人群挤入对面那座楼，武警在喝叫，女人在惊叫，人们失去了使之维持庄严的距离，象一堆蚂蚁，呼一下全倒向左，又乎一下全倒向右。这样一种状态里，人似乎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与空间，集群决定着个体的方向，但他们又确确实实选择了同一个方向——生存的方向。无法阐明这种选择的自由性——即便是刺刀下的选择，也是由自己作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自由。挤在前面的人有幸冲上了楼梯，小跑着被赶入了二楼，于是他们得以高高在上的俯视那些还在地面挣扎的人了。
我也站在二楼，他们对面的二楼。我试图证明人永远可以保持自由，但最终我也走下了观望者之塔，挤入了人群，消亡在其中。
这是某年发生在某地人才交流会上的一幕。
“要是您有儿子，您还会把他们送下矿井吗？”“决不！”这位老矿工说。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过，当年我的父亲也这样说过，还有我的祖父也说过”…
…
……这种世代相传的劳动象一种诅咒——它象一棵巨树，那可怕的树冠不只笼罩着一个种族，而是笼罩着几千个种族。（约瑟夫。罗特《德国来信》，１９２７）
人类受到的诅咒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集中营里，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苦役可以达到自由。
在每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停的工作，身边的事物被日新月异的改造着，但他们不知道最终的解放会不会到来。
为了发展就必须有失业，有下岗，就必须有被要求驱使的创造者，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外化，为了发展同时需要有阶层，有等级，有分工……
我无法写作，身边的人不停的走来走去，开大音响，说笑，咳嗽，敲打桌子，但我无法阻止他们，我没有权利，因人生而自由，所以我必须忍受。这和生活的高贵与平庸无关。你没有理由去岐视一个蓝领，一个小农，一个摊贩，因人生而平等。但难道每个人都不是在不懈的竭力的追求一个不平等吗？有多少人不渴望高高在上，不追求一种优越感，不争取一个给自己讨厌的人白眼的地位呢？
生之无奈，因为生之无选择，意为我的梦想不是这样，但我必须这样生活。
这就是生活。
但这决不是生命的唯一状态。
并不是所有生命都这样活着，只有人类承担这种命运，他们制订理想，制订责任，制订义务，然后背负起痛苦。
但我必须爱这样的生活。
因为我必须生活。
劳动权是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只有劳动才能生存。社会因此有义务给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而用别的途径不能得到工作的人提供工作。
（1848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个宪章草案）
但这似乎是不可能作到的，因为我们的劳动不象一种需要而更象一种被需要，而需求是有限的，每个人不是自主的创造价值而是按社会或他人的指令去创造他定义的价值。
“Will you live on Xiamen with along your family？”
我无法回答，不是我有什么原因，只是我听不懂。
我想起了我高考前参加听力测试的情景，千百人挤在那座楼上，排队行进，从大门外一直排到四楼。他们一点点移动着，劳累而又渴望的等待着一个评价：
优、良、或不及格。
“用英语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见我缄默，他不耐烦的又换了一个问题。
“……”我如何说我自己呢？一个厌恶学校的逃课生，当别人背着从教授那弄来的必考政治题纲我在录象厅看着北京杂种，同学在图书馆抱一大堆书抄着明天就要交的论文时我在查着什么叫未来主义和多宇宙论。我厌恶一切不是由我意愿决定要学的东西。这些，能告诉他吗？
“那你究竟会什么呢？”他的语气近乎轻蔑了。
我？我有很多伟大的梦想，我比很多人更热爱思考。我用我独特的眼看这个世界，看到别人忽略了的它的形态。我能够听出音乐中蕴藏的东西。我关注人的命运，思索社会与人性，思索宇宙与人的价值。可这些，能对他说吗？
我只有沉默。
对面的人冷冷的看着我，我和他之间隔着整个太平洋。
我走出了那宁静而整洁的高级写字楼，走出那高傲的大厦，抬头又看见了蓝天和绿树，感觉那么的好，我才知道，有一个世界并不属于我，有一种生活并不属于我，有一个位置并不属于我。
但我却必须有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我也许应该继续寻找。
我不能再痴情于我的迷惘与逃避。
可我却不知人生和人生之间究竟差多远。
来到车站，两个外国男女也在等车，所有车站上的人一样表情平淡的等待着。
他们和我挤上了一辆中巴，车上人塞的满满的，一刹车，大家挤成一团。
现在定格，请注意，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的手架在老外的鼻子上，一个极漂亮的女孩儿正倒在我身上，靠在她身上是一个胖大嫂。此外还有一个拿手机的，三个打工仔，等等等等，我们亲密无间在一起，互相感知对方的体温与体形。但我们永无法相了解。因为我们都有着不同的生活。那两个外国人皱起眉头，在他们的国度没有这样的体验吧，他们怎么看待那个一口闽南话的汗渍渍的胖女人，那几个头发蓬乱的打工仔，那路边狭窄街巷里洗菜的妇女，不，不会有看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那个女孩看了我一眼，她知道我一肚子自命不凡吗？也许她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但定格解除，镜头开始流动，我们转过头去，谁也不再看谁。
这就是人与人的距离。
我们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们用不同的眼看同一个世界。
有没有可能三井公司突发奇病决定聘用我呢。让我坐在那一尘不染的有冷气的写字间里，或有没有可能我找不到工作，要到街上去摆地摊，蹬三轮车呢？
好象人生中充满可能，这些可能相距遥远，象天上同一星座的星辰，其实隔着百万光年。又似乎并不存在可能，在你迈出下一步时，一切距离都消失了，所有的群星汇成一点，那点就叫“现在”。
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注定的位置？天上虽有无数星辰，但你终只能成为其中一颗。
你和年薪百万的高级白领，和满大街奔忙的民工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你能不能理解你之外的生活。
你究竟想做什么呢？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有声音在追问，问我，或是我身边的每一个过客，象是面试时的老总的声音，又象是我自己的。
第一，我不知道人可不可能自主选择生活，我的生活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还是社会与他人？ 第二，我热爱思想、热爱创造，我想做我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受别种因素的支配，但这在缺乏物质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亿条道路中只有一条通向理想，但你永远找不到它，它以虚无的形态存在，存在于理论状态之中。
第三，为了实现理想我需要钱，而钱便成为我的理想。我为了理想而获取钱的过程也就是我抛弃理想的过程。
“是谁建起了七座大门的忒拜城？
书上记载着是国王的姓名
难道国王们运来这些巨石？
还有那多次的历劫的巴比伦，
谁屡次将其重建？
那金碧辉煌的利马城，
建筑者们住在哪一楼？
在长城峻工之夜，
筑城工人消失在何方？
雄伟的罗马城，
屹立着道道凯旋门，
是谁把它们建成？
……
每一页都彪炳胜利，
是谁举办了庆功的筵席？
十年出一个伟人，
是谁支付费用？
这么多的记载，
这么多的疑问。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一个工人读书的疑问》
又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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