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看看手表说:“我有事,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
智广问他:“送到哪里?”
日本兵说:“皇军驻地,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
智广问:“他们叫我进去吗?”
日本兵说:“你说找我,我叫片山。不过,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明白吗?”
“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
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人,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就去日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就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啊……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撕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那边,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找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智广擦干了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接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简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人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眼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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