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继承父业，也是一代富商。伍崇曜做生意的手法很简单，当远洋商船靠岸时，他便到码头逛一圈，甚至连详细货单也不看，随便指着那些商船说：这条船我出价若干，那条船我出价若干。金口一开，就算成交了，从来言无二价，也没人敢和他讨价还价。
种种市井传言，经过不断地添油加醋，在广州人心目中，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道光年间，十三行失火，烧了七天七夜，最后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竟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坚不可破！有一本叫《触藩始末》的书，描写十三行失火的情景：“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焚烧珠宝的凡夫俗子，读了这样的记述，不禁啧啧称奇。
说广东人是“暴发户”，真是天大的笑话。广东人已经发了上千年，何来“暴发”一说？那些以为广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起来的人，真该补补历史课了。尽管在粤北山区，还有不少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还很艰难。但沿海地区民熙物阜，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广东办经济特区的过程，看看广东人是如何迈出成功的第一步的。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冒险改革。
紧接着，广东自行在深圳划出一块地区作为试点，出租给外商，投资兴建工厂、旅馆、旅游区，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和收税；采用投标方式，价高者得；在深圳开设外币商店；兴建一些宾馆，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游览、游泳、度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办特区探路。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意味着，搞特区不是捡便宜，不是天上掉块大肥肉下来，而是要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在财政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更重要是在体制上、观念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体制严重僵化的大环境下，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是要人头落地的。
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出格”的话，北京决不会说，上海也决不会说，别人都不会说，只有广东敢说。
广东不仅敢说，而且敢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有什么大动作吗？似乎没有。但广东在一个月后，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一个整整齐齐的方案，摆在面前，证明广东是做足了功课。最后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先行一步，搞经济特区。
广东的确受惠于中央政策，如果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种体制之下，广东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别忘了，这个政策既是中央定的，也是广东人自己千辛万苦争回来的。改革初期，虽然上有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中间隔着万壑千岩，阻力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以致一度造成“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的局面。
然而，广东人不会坐着等运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粤、闽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上，广东代表提出，能不能由中央定出几条大杠杠，几项大原则，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好了。直到今天，重读当年广东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勇敢和直率，仍不禁为之击节称叹。
我把广东代表的发言摘录几段在此：
“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有些部门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在几条大杠杠下，你们（中央）把我们忘掉好了。”
“你们（中央）不拿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中央如果放手让我们去闯，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广东人冒着政治风险，努力争取政策时，为什么别的省市就一声不吭呢？有人还等着看广东的笑话；有人跑到深圳转一圈，就放声痛哭，认为红色江山已经变色了；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外，什么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就像当年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江上鼓浪前进，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可是等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了，经济上腾飞了，一些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又钻出来说风凉话了：“广东只不过靠了中央的优惠政策才富起来的，给我们同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行。”好像广东是冷手执个热煎堆似的。
从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到现在已经25年了。有关经济特区的各项成就，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小媒体都有报道。上网搜搜，有如恒河沙数，如果把所有资料都下载打印出来，顶得上一套四库全书。我随手撷取几组数据，胪列于下，作一个小小的存照：
1980年代，广东有一句口号响遏行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年后，这个标语依然高高耸立在深圳蛇口。深圳建53层的国贸大厦时，三天往上盖一层楼，这个速度，在当年近乎奇迹，令全国人民惊叹不已。各行各业都急起直追，从而创造了一个“深圳速度”的神话。
从1980年至2000年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31。3％的速度发展，大大超过以前联邦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全盛时期的发展速度。2002年，深圳市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稳居第4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人均GDP雄居中国大陆首位。
2002年的深圳，还有多项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2位。外贸出口总额达连续10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
榜首。2003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再创8年以来新高。
仅25年间，深圳便由一个荒凉的小渔村，迅速崛起而成一座有500多万常住人口，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型城市。这种惊人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作为广东人，能不自豪？
再看看珠海，25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偏僻落后的小镇，现在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全国唯一获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以及“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殊荣的美丽海滨城市，还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可以预期，港珠澳大桥一旦落成，前景将豁然开朗，必另有一番景象。
号称“粤东门户，华南要冲”的汕头，发展也十分迅速。其间虽屡屡受到走私问题的困扰，元气大伤，但从1981年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仍以年均13。5％的速度递增；其中最低的2000年也比上一年增长7。3％。1992年和1997年，两度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
作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把经济特区放在上海，以上海人输不起的性格，一定泡汤。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感慨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但作为上海自己，为什么要坐等中央来选择她？为什么她不能像广东一样来选择自己的位置？
北方人是“利不十，不变法”，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赢利的好事。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广东人就会义无反顾。只有广东人才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也只有广东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皮和坚忍不屈的毅力，能够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热风冷雨中，一边写检讨，一边坚持摸索前进，硬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海上丝路的后裔，为中国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贵农贱商”。农业是立国之本。然而，受到国家重视的农业，农民偏偏一贫如洗；而被国家轻贱的商业，商贾却反而腰缠万贯，家肥屋润。这种现象，包含了某些近乎悖论的矛盾。于是，传统文化不得不灌输给人们“安贫乐道”、“穷通有命”的观念，要求人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鼓励人们把家中的敝帚当成珍宝。
但这套道德理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