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体彩2003年造就了147个百万富翁！”
这是某新闻网站的大字标题。害得我的头脑几乎又要发起烧来了。
广东的彩票销售量，一向名列全国三甲之内，经常是一枝独秀，占据了全国彩票收入的1/3。以2004年第4期足彩为例，全国各省市区的销量都在下降，连北京、辽宁等地都降至千万元以下，唯独广东仍保持3299万元的销售量，气势如虹，占了全国销量的27。51％。广东的福利彩票销售，也几乎年年都稳居全国第一。
这固然因为广东人有钱，但也反映了他们喜欢博彩的传统。人人都渴望成为百万富翁，但通往百万富翁的路却很窄，千千万万的人挤了一辈子也没挤上，而彩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希望。“中了，我的人生将会完全改观；不中也不要紧，做善事嘛。”他们这样说服自己走进彩票销售点。甚至在发生西安宝马案后，舆论强烈质疑彩票的公信力，对广东人买彩票的热情，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广东不仅有公开发行的彩票，还有地下发行的私彩、地下赌波（球）、非法六合彩等形式的赌博活动。人们对2002年世界杯期间的广东那股非法赌波的汹涌浪潮，记忆犹新。当时有人估计，地下赌波涉及波缆高达上百亿元。内地庄家与香港外围集团互相勾结，进行收受投注及对盘套戥。
地下六合彩是另一种大型非法赌博。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每天有多少关于六合彩的短信，透过空气飞来飞去，传入人们的手机；社会上时而盛传某电视台的卡通片有玄机透露，于是一到动画片时间，赌徒们就如蚂蚁般围在电视机前；时而又盛传天线宝宝有透码，于是大家又一窝蜂跑去看天线宝宝。不知有多少人被骗；有多少金钱流入了非法庄家的腰包。至少我的手机三天两头就会收到“香港六合彩公司内部人员透码包中，今期先供特码玄机，三八离合出真码，一七有玄机”之类的短信息，令人不胜其烦。
据广州市公安局称，他们受理的“有害短信息报警”，其中六合彩类的短信息共占报警总数的55％，中奖类短信息占总数的35％。尽管警方不断施以打击，但地下赌博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前人们就说，“粤人好赌，出于天性。”不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天性？莫非也是水土原因？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这种天性对人生观也有深刻影响，广东人常用“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来激励自己。在事业上，他们也会像赌徒一样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
广东人的性格，有两个特点是与赌相关的，一个是“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另一个是“有赌未为输”，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种气质与习性，并不是由赌博培养出来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天然迁化而成，属于群体的性格。广东人好赌，只是这种习性的反映而已。当这种习性反映在别的领域，比方说从政、从商，或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事业时，则使人恒若有一种超越成败的大将风范。
江湖险恶：谁把我的家园搅得乌烟瘴气
广州的治安，一向是最受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我童年时代，广州是一个很宁静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偷窃和抢劫的事情发生。夏天闷热时，很多居民都打开家门睡觉，甚至把床搬到人行道上，根本无须担心被小偷光顾。现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早已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防盗门、防盗网、铁闸，大门上一律装上猫眼、防盗链扣。大家出门都小心翼翼，手机不要别在腰上；女人上街最
好不要穿金戴银；挎包最好斜挎，不要单肩挎；如果你是用背囊的话，干脆把它背在身前，以免招惹盗贼。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手持棍棒的治安联防队员虎视眈眈，盯着公交车站和过往行人。
许多人一谈起广州火车站，都觉得惊心胆颤。这里是广州治安的一个缩影，广州治安好转，这里是最后一个好转的地方；广州治安恶化，这里是最先恶化的一个地方。小偷和骗子神出鬼没，长途汽车强行拉客，飞车党抢劫旅客物品、倒卖火车票、售卖假票、电话宰客、行骗、勒索、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政府每年都要对火车站进行声势浩大的“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动用的力量包括城管、警察、武警，甚至海陆空三军联合纠察队。
“有些时候我真想去统计一下广州市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以偷抢骗为生的。”一位市民在网上说。他已经怒火熊熊了。人们有理由愤怒。这还是我们可爱的广州吗？骗人的手机中奖短信满天飞；办假证、开假发票的“牛皮癣”电话号码写满街；做生意一不小心可能就收了张伪钞；高薪招聘、丢包分财、电话促销等等骗术，也纷纷粉墨登场。小孩被告诫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更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物品。女孩子晚上不要与陌生人单独乘坐电梯，哪怕在电梯门还没关上时，有人赶来大叫“等等，等等”，你也千万不要好心按“开门”键，应死死地按住“关门”键不放手。
各种关于被骗、被抢、被奸、被绑架勒索的故事，在市井坊间广为流传。老百姓忧心忡忡。有人因为抽了陌生人的烟，变得迷迷糊糊，不仅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了，还带歹徒回家，把存折、金饰，统统交给了歹徒。有的匪徒抢劫财物时，先把事主抬起来头朝下往地上摔，直摔得头颅碎裂，半死不活。令人闻风丧胆的“仆头党”用砖头把人砸得脑门开花，然后再行抢劫。
我好几次从粤东或粤西地区乘坐长途汽车到广州，坐的都是直达快车，我的本意是为了快，但上车时听见乘务员提醒大家：“为了乘客的安全，本车沿途不停站，直达广州”，我才醒悟到原来还有这个原因。
直达快车走高速公路，还算舒适安全，但那些站站停的长途汽车，就比较危险了。你一上车，可能就会有骗子哄你玩扑克牌，哄你说易拉罐中大奖了，和你玩起掉包术。你不信也不行，他们连哄带吓，如果你还不就范，可能就要受皮肉之苦了。有人总结出从广州至深圳长途汽车上的5大陷阱：
一、不走高速公路，专走偏僻道路 ；
二、中途把人分批丢在路上；
三、中途上来一伙骗子，设局骗人，或上演闹剧，利用迷药骗乘客用人民币换假外币；
四、中途换车，然后换一伙人收钱，如果没零钱让他们找，他们就会给伪钞；
五、最后在离深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把剩下的人统统丢掉。
改革开放之初，外地劳工浩浩荡荡涌入广东，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着最少的工钱，享受最低的待遇。城里人对他们感激不尽，而乡下人也找到了入城工作的机会。好像是皆大欢喜。许多大型基建项目，还有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对双方来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人们期待着城乡“双赢”的结局。
但到1990年代，玫瑰梦开始渐渐黯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外地劳工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似乎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1994年，震惊全国的湖南麻阳匪帮在广州闹市公开洗劫了一辆双层巴士，杀死1人，刺伤2人，随后又洗劫一辆新福利公共汽车，杀死一名来自新西兰的乘客。匪首张治成和他的同伙原来就是广州一个建筑工地的湖南籍劳工，他们第一次杀人犯案是在1992年。两年来，这伙匪徒持枪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杀人抢劫，共杀死了17个人，仅在广州一地，就杀死了14人，打伤30多人。人们一片惊愕。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不亚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麻阳匪帮一案开启了一个“互相猜疑的年代”。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明显比1980年代加深了。犯罪浪潮席卷而来。贫富悬殊成了忿忿不平的根源。从这时起，涌入广东的不仅有建筑工人、流水线的装配工和搬运工，也有来打家劫舍的、绑架勒索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贩毒卖淫的。在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在城乡结合部，在拆迁待建的废墟上，在迷宫一般的农民屋村里，隐蔽着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流动人员。治安之差，开始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破坏这里的生活和投资环境。
媒体对许多刑事案件的报道，在有意无意间，都强调罪犯是外省人，或操外省口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疏于管理的流动人口，是治安的最大威胁。一份报纸更直指广州的社会刑事案件，有80％是外省人干的。记得在1998年，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做过一个调查，广州人对社会发展最不满意的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占70。5％）和治安状况（占60。5％），连续两年排在头两位。
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好转。2004年底，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以相同的问题，再次做了调查，结果，在1000多名受访者中，仅20。8％的市民对广州治安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不满意程度比20世纪末的调查还高。一位市民在网上疾呼：“你可以做鸵鸟，但我们不行！”
有朋友和我说起一件事——他一再声明，自己对外省人毫无成见，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大家相处融洽——他说，有一天他深夜单独回家，发现有人跟在后面，他走快那人也走快，他走慢那人也走慢，足足跟了他两条街。他心里有点发毛了，不知是不是遇上“仆头党”之类的大盗。这时，后面的手机响了，那人开始用白话讲电话，我的朋友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有一种“安全着陆”的感觉。
类似的故事我在网上也见过。许多广东人一说起外地人在广东作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