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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算算我在《诗刊》陆陆续续已经发表了一百多首诗，那首《一只白天鹅和另外一只白天鹅》就像是一篇我的诗歌序言，但愿我的诗歌像是“白天鹅”美丽的脖颈，天天向上“曲项向天歌”。
爱尔兰大诗人叶芝《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游着五十九只天鹅”，我的“一只白天鹅”是被枪杀的，“另外一只白天鹅”是被作成了标本的——我这首诗的起因是源自报纸的一篇报道，这也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那个道德缺失的年代的事情，像是更远年代锈蚀的铁馒头，历史需要时间的擦拭，好在“白天鹅”带给我更多的是诗歌内容以外的回忆。
从染铺塆到农展馆
陈染君
染铺垮，没有人知道，是诗人闻一多的老家浠水县的一个小乡村。农展馆，当然是指从虎坊桥搬到农展馆南里10号的《诗刊》编辑部。
2001年10月，早已过而立之年的我，终于把染铺垮“搬”进了《诗刊》，《诗刊》10月号发表了我的组诗《出门在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作品。是的，毫不夸张，我也可以肯定我是把染铺垮搬进《诗刊》的第一人。时任副主编叶延滨老师在述评中说：“陈染君的这组诗，让我感动，说得出好来有三点：一是语言的朴素，二是情感的干净，三是想象的丰富。”我知道这是叶延滨老师对我的鼓励，联想到二十年前我在一座小县城里阅读《干妈》时的情景，我的内心还是说不出的激动——20年，虽然不曾谋面，但我终于通过诗歌“见”到了《干妈》的作者。
说起来汗颜，想写诗想当诗人是我16岁时的冲动。当时我把《红楼梦》里的诗词全部抄了一个遍，然后就开始五个字七个字地抒发自己所谓的感情。后来不再五个字七个字地写了，也在大报小刊上发了，但从未上过《诗刊》。有人说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写吗？写什么？怎么写？后来我读到了里尔克，里尔克说如果你非写不可，就你的童年就够你写一辈子。再后来我又读到弗罗斯特，没想到诗歌还可以写得如此“明白”。于是，我就照着希尼的样子“挖掘”。第一批挖掘的成果也寄到了《诗刊》，但被退回。继续挖掘的《出门在外》，终于被林莽老师所接纳，其中，《听母亲叙说老家的死亡》一首，还人选当年的中国年度诗歌，最近，又被人选《新世纪5年诗选》。
我知道我写得还不好，但我现在更愿意写更离不开写，真的是连“童年”还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刊》老师们的提携；另外，我也越来越感到，论滋养，诗歌是我的父亲，论赡养，我是诗歌的儿子。
一朵胡麻花究竟有多蓝
郭晓琦
我的名字第一次上《诗刊》是在13年前。
那是“人民保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的获奖名单，一百多个获奖名字中多是我崇拜和敬仰的诗人。其中就有庆阳的成名诗人陈默和第广龙。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出乎意料地跻身在他们中间，那种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接着，我们获奖的消息又登在《陇东报》上，名字很快传遍了校园甚至整个小城，这着实让我飘飘然了好一阵子。走在路上，我把头颅仰得老高，一副目空一切的名人样子。
此后，我痴迷在毫无方向的写作中，一学期下来，沉甸甸的诗稿摞起一大沓。一味儿都是悲花伤秋、苦恋思念之作。我把这些分行文字一股脑寄给了《诗刊》，在满怀期望的等待中，想象着它们的横空出世必将会震撼半壁江山。谁知，这些诗稿寄出后却石沉大海。当我那颗狂热的诗心渐灰渐冷之际，恰恰又被派到一所极其偏远的乡村中学去任教。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我疲于工作、家庭和生活。而诗歌，偶尔想起时，却仿佛已远在八荒之外……
我真正在《诗刊》发表诗歌已是十年以后。此前，《星星》等刊已发表过我的一些作品，所以，当2003年《诗刊·上半月刊》10月号发表了我的《胡麻花》和《下雨的早晨》时，我的心情反倒非常平静。毕竟当年的狂妄少年已变成了一个饱经生活历炼的男人，那一颗浮躁浅薄的心也已经沉淀了下来。但我必须承认，我真正进入诗歌，却是从写这两首诗开始的。如果让思绪再往后退一点，一直退回一个让我难忘的月份——2002年的5月，就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个起点。
这个五月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围着艾草和粽叶伤感与怀旧，而是诗神忽然向我敞开的一条通道。此前，我曾在心中无数次默诵过这样的句子：“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而唯一一扇通向理想的门，却不经意碰到了……”。这是我所崇敬的作家普鲁斯特说过的话。在那个值得纪念和铭刻的五月，这种情形，这种幸运恰恰适合于我当时的感受。
2002年的5月，《诗刊》社、甘肃省文学院和庆阳市作协联合举办了“李梦阳全国诗会”，小小的西峰城迎来了许多的著名诗人与诗歌爱好者。晚上，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的陈默老师带我去了周所同老师的房间，他细心地看过我的诗稿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并说了些勉励之类的话。第二天，在去北石窟寺采风的路上，周老师坐在前排驾驶坐的旁边，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五月的土塬已不显苍莽，远处，沉默的山峦披着星星点点的绿；近处，泛黄的麦田在清风里波动；独立崖畔的枣树开着米色小花，路边落尘的青草和小野花哆嗦着……那时候，我重新拾笔不久，正困于诗歌写作中的种种，就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记得当时土塬上一小片一小片的胡麻花开得正蓝，花蝴蝶翩翩舞蹈……周所同老师随手指着那一片蓝莹莹的胡麻地说：“你真正去看过胡麻花的蓝吗？”
是啊！我真正看过胡麻花的蓝吗？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
在土塬上长大，在胡麻地边长大，一朵胡麻花究竟有多蓝？一小片一小片的蓝里到底有什么？我开始思考这个极其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跌落在黄土坡上的／一小块蓝莹莹的天空”“走失在黄土塬深处的／一小汪蓝莹莹的湖泊”（《胡麻花》），被我镜头样推远了又拉近。泪眼模糊里我看见母亲——生在土塬劳动在土塬又埋在土塬的女人，蓝莹莹的胡麻花囚禁了她们一生的香气：她们那红嫩的、风掀起花头巾的娇美经不起一次胡麻花开就谢了，她们那风霜浸渍的笑容还来不及真的舒展一次，就落叶一样的遥远了……而在那一小片忧伤的疼痛的蓝里，父辈们的沉默是墙角下一把日子磨钝了的镰刀的沉默；是在季节的缝隙里佝偻着腰身摇晃、喘息的狗尾草的沉默：那沉默像土塬干裂的肺部，疼痛却无声。
那跌落在土塬深处的蓝，不仅仅是蓝色的蓝，而是细腻的、纯洁的、飞翔的、绝望的蓝。在对一朵胡麻花的注视中，我看见土塬荒凉、苍茫的背景下，被动语态的人字构造呈现出的宿命般的隐忍与卑微。那生活在土塬上的汉子，随便在土塬上一蹲，就会蹲成让人一辈子也解读不了的沧桑；那生长在土塬上的杂草和灌木只有紧贴着地皮，才能在梦里挨上那一方清凉和潮湿；那一张老犁、一把铁锹只有狠劲地潜到黄土的更深处，才能摸清这片土地的墒情……这里的一草一木决定了我沉默低调的写作姿态，决定了我缓慢、呆笨的热爱方式。在对胡麻花那一小片又一小片蓝的领悟中，我从浮躁的情绪化写作真正进入我苦难而亲情的乡村生活。对我而言，我相信这是一条坚实而又阳光灿烂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我走着，我疼着。我是幸运的，我是幸福的。
《诗刊》与四月
张慧谋
1997年《诗刊》4月号发表了我的组诗《江南短章》。之前接到时任《诗刊》副主编叶延滨老师的一封简短的来信，信中说：“大作已留下四首。你的诗挺有味，十分高兴。”隔数日，又接到《诗刊》作品组寄来的用稿通知，余下不用的诗稿，也一并退还。当时我非常感动，一个普通作者的习作，第一次给《诗刊》投稿，诗刊社的编辑老师们竟如此的认真对待。这便是我在《诗刊》首次发表作品时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的一组散文诗，又在第二年的《诗刊》4月号上发表。第三年，即1999年《诗刊》4月号上，以头条显要位置，在“好诗力荐”栏推出我的组诗《深绿的海地》，并配发编辑雷霆老师的“力荐评语”。评语说：“作者是个陌生的名字，诗中所写的场景是小场景，抒发的情绪是细微的情绪。而这六首诗在我眼前抢眼，在我手上往心里走，我为之一震。不独是我，还有几位诗人和编辑读过之后，也有类似的感觉……”这期《诗刊》的“卷首语”也重点提到：“在本期头栏‘好诗力荐’，我们推出两位诗人张慧谋、朱胜国的新作。在名家众多的诗坛。这两位诗人还不太为人所熟知，但力荐者大胆力荐，两位资深编辑写下了自己的力荐意见，评价不低。”组诗《深绿的海地》发表后，的确给我带来了好运气，首先是结束了我一年多在外漂泊的生涯，重新回到杂志社编辑的岗位上，其次是在报刊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最值得庆幸的是．《诗刊》社选编的1999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我的诗作也被收入这个选本中。从这一年开始，我的诗歌作品几乎每年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其中包括《新世纪五年诗选》，九州出版社出版的《感动大学生的100首诗歌》等选本。
《诗刊》的四月，好像对我有所偏爱，新世纪2003年和2006年的《诗刊》4月号，分别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我的两组诗歌共11首。我数了一下，这些年，我的作品有12次是在《诗刊》上，其中一半都是发表在4月号上。四月是南方绿色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