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自己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入了党，夫妻双双来到这个偏远的矿山。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新婚夫妇的日子过得还很快活。以后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现在每晚围在电视前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
而眼前的这个书呆子呢？比自己还早毕业两年，到这里的时间比自己还长。可是多少年来他都是在这种冷清的、寂寥的、落寞的气氛中生活着。在人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孤独地呆在房子里自己跟自己下棋。过去，当然谈不上组织对他有什么关心，不整他就是他的福气。现在呢？记得就是为了使他一个人能住这么一间房子，厂里还有人喋喋不休地说闲话：矿上的单身汉都是两人一间，工人还四个人挤在一间里，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占一间？
蓦地，李任重又想到，厂党委会从来没有为这个长期以来埋头矿山建设、叫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的书呆子的生活、工作、组织问题开过半次会，只是发现他有什么“黑炮”事件了，才急急忙忙在两天中开了三次党委会，紧紧张张、郑重其事。一时，厂长的感情激动起来，他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公道的事情，首先，要解决书呆子的终生大事。这事是不必经过党委会，他自己就能作主的。
“老赵，”李任重深情地说，“你也该成个家了吧！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想给你谈谈这件事。计财处有个会计，叫陈淑贞，跟我爱人在一起工作，常到我家来玩。我看她人不错，长得也很端正，还是个南方人，跟你一定合得来。她丈夫是职工子弟中学的教务主任，前年得癌症死了，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孩子，没有多大的家庭负担。怎么样？你有意思没有？要是愿意谈谈，我明天就叫我爱人去跟她说……”
赵信书见了女同志都会脸红——比如上次和孙菊香打交道，听见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更忸怩不安了。他全身缩在沙发里面，埋着头盯住棋盘，一言不发。
李任重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他的意见，以为他算是认可了，就站起身告辞。临走时，又盯了那黑色的牙膏盖一眼。
李任重决定明天一早上班就提议召开厂党委会。
十二
李任重的一席话，撩得书呆子心慌意乱，一晚上睡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他极力在脑海中寻找那个女人——陈淑贞的形象，似乎见过，又似乎没见过。这个机械总厂有两三千工人干部，厂房沿着山沟逶迤下来，占地长有几公里，他到哪儿去找呢？他一点也没想到在他背后还有针对他的政治活动，他的呆就呆在这里。一宿无话，现在我们也去参加第二天一大早就由李任重提请召开的厂党委会吧。五个党委委员来了四个。王副厂长一听说又是讨论翻译的事头就疼：早已决定的事，有什么必要还翻来覆去地讨论？他借口快进入第四季度了，要作财务总结，没到会议室去。
开始，李任重就说明了必须配备专业翻译的必要性：让赵信书去不但是当翻译，还要去熟悉引进的机器，这对矿山机械化是大有好处的，何况，外国专家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厂方总不能置之不理。“我保证赵信书同志没问题！”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已经亲自调查过了：他确实丢了一个黑炮。这黑炮不是别的，却是一颗棋子，象棋里的棋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认为，我们厂党委对他的生活关心得很不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在矿山勤勤恳恳地干了快三十年，却连个家都没有。这……周围的同志也应该替他操操心，给他一点温暖吧……”
这个知识分子也有点书呆子气，连翻译问题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侃侃地谈了十来分钟，说到后来，他也发觉自己走了题，又把话拉回来，说：
“总之，我提出还是让赵信书去和汉斯一起工作，大家讨论吧。”吴书记主持会议，当然要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才作总结，这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郑副厂长早就觉得应该让赵信书来当翻译，到外单位借人是多此一举。什么“黑炮”不“黑炮”的！他知道赵信书此人即使干坏事也干不了大的坏事，至多和汉斯有点私下的财物来往，无非是交换中国的古董和外国的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比误了生产上的大事好。但是，因为这个提案是李任重提出来的，他就执拗地不表态支持，靠在椅子上两眼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天花板。
会场静默了一会儿，周绍文坐起来，两手放在会议桌上，轻轻地咳了一声，说：“对赵工，关心，我们的确是应该关心的。过去，我们对他是不够关心的，啧！今后……不过，关心不等于不搞清楚问题。正是为了关心他，更要把问题搞清楚。所以说，李厂长，你是不是能把调查的过程介绍详细点呢？”
周绍文绝对没有一丝恶意。由赵信书当翻译和由冯良才当翻译，对他个人都没有一点利害关系。他只是从他主管的事情上出发，一定要把每个人的问题弄得水落石出而已。
李任重原原本本地把夜访赵信书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只是略去了给他介绍对象的话。
“嗯——”周绍文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脸上蓦地展开一丝异样的笑意。“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一，下棋是两个人才能下的，你当时去的时候，房子里并没有别人，他为什么要把丢了一个黑炮的象棋大明大白地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呢？二，一颗棋子值多少钱？李厂长说是木头做的，我不会下棋，不懂那玩意儿，可我想一副木头棋子至多值一块多钱吧；一颗棋子，不管它是黑炮红炮，就更不值钱了，他为什么要花好几毛钱打这么份电报呢？嗯？”
他睁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笑意看看每一个人，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希望大人能给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三个人也困惑地看着他，连郑副厂长的目光也从天花板上收了下来。李任重直眨眼睛：这两个问题既没有数据，又没有资料可查，比任何技术问题都难回答。是的，一件生活上的小事一旦提到严肃的会议桌上来讨论，它本身就无形中具有了严肃性和神秘性，谁也难以摸透——理性解释不了非理性！
大家又像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翻译的会上一样，僵在各自的座椅上。最后，还是吴书记出来打圆场。
“哎——我看，老李，WC的安装也快完成了，翻译呢，也不用再换了吧。那个姓冯的大学生，不是也对付到今天了吗？再把赵工换上去，他还要重新熟悉，也有困难。是不是？啊，咱们……这就算了。赵工呢，今后咱们的确要多关心他，主要要从政治上关心，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新情况吧。啊，咱们这次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李任重回答不了周绍文的两个问题，再说不出什么意见了。郑副厂长和周绍文更无话可说，收拾了桌上的本子，端起茶杯，一前一后地走出会议室。
“老李哇，”吴书记站起来把门关上，转回身坐到李任重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谨慎小心啦！像这类问题，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要出了什么纰漏，责任算谁的呢？你还敢在会上大包大揽地‘保证谁谁谁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我参加革命四十年了，都从来没敢说过这种话。你现在可不像过去了……你也知道，为了提拔你当厂长，从局里到厂里，有多大的阻力！直到现在，咱们党委内部，不还有人不服气吗？唉！你千万别出错呀！你出了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给咱们党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上抹了黑啦！到时候，你看吧，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难啦！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个领导真不容易！至于赵工呢，我还是那个话：也别难为他。干脆，让他啥都不知道，不参与。这样，要是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没啥问题，他心里也不会不好受……”李任重半小时前还满腔热情，想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为赵信书伸张正义，辩白冤屈，但在周绍文这位由职业所决定的怀疑主义者面前，心里的血液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听了吴书记这番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暖和过来，反而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他沮丧地坐在皮椅上默默无语。吴书记看看他的脸，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吴书记此刻心里想：
“唉！真难啦！你看，我还得给厂长做思想工作！”
十三
好了，以下，我们也没什么可记的了。汉斯仍然带着冯良才安装那套WC。赵信书仍然每天去二十里外的矿山上“指导工作”，不过一路上总心神不定地想发现谁是陈淑贞，见了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就不自觉地要盯上一眼。机械总厂生产照样进行，李厂长仍然忙于企业整顿和日常事务，真是七荤八素，什么问题都有，几乎把自己的专业也忘了。吴书记继续做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周、郑、王统统一如往常。日子，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选个不平常的人来写。在这个山沟里，不平常的人只能是汉斯。
汉斯是个爱国主义者，可惜他爱的是他们德国，而不是中国。那天他和冯良才从李厂长的办公室出来，心里就产生了疑团：怎么搞的？一会儿说赵先生调走了，一会儿说赵先生还在厂里。在德国，他曾听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前些年有些离奇古怪的遭遇，那么，是不是他的老朋友又碰到了类似的不幸呢？这样，汉斯就不认真地工作了，但也不再向冯良才发脾气。冯良才译错的时候，他只冷冷地站在一旁看，或是自己动手去做，并不告诉冯良才这个词的多种含义。WC并不是什么精密的机器，零件都很粗笨，即使没有冯良才，他用手指点工人也能把它装配起来——由不同语言的人能造巴别塔，何况一部WC呢？不多日子，WC 装好了，在矿场上开机运转，一切正常。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