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日、韩治了一些大企业的社长，获得了两笔风险投资。在座的还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很客气地表示了难以置信。金先生的理论一言难尽，有佛教“空”的概念，有老子的“天人合一”，有气功师们爱讲的全息理论，有量子力学的一些实验现象，有各种退休的老年政治人物表示支持的只言片语和遍布世界的成功病例和伽利略这样曾遭迫害和误解的科学先驱者的著名事迹，主要运用循环论证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自己醉倒。
我最近喝酒有点奇怪，当场不醉，回家也不醉，第二天一觉醒来酒劲才猛地涌上来，甚至去吐前天存的伏特加。这个胃停止吸收了吗？
北京冷了，一年又拿了下来。我认识的一个人去年曾对他的女朋友说过，我就想尽快把这一生过完。当时我们都大了，认为他这句话说得很牛掰。他还说过很多掷地有声的话，譬如“崩溃就是想起了以前的历次崩溃”。
2003年9月17日星期三
一闭上眼就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是视觉存在，一个是文字思维，就像电影画面上打出的一行行字幕，字幕消失了，自我也消失了。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
心里很不静，还是不能拒绝金钱的诱惑，收了人家钱不做事，心里不安。我跟你说过我给两家影视公司做顾问，都是很好的朋友，摆明了是借一个名义送钱给你做学费。渐渐地就不踏实了，老想着该做些什么对得起这些钱，白拿人家的钱真不舒服，可要做事就是很麻烦的组织剧本的工作，就要去想平庸——只会使人的智力降低的故事——又为我痛恨。每天都在困扰中，要不要放下小说拍片子挣几年钱去，又信不过自己，之所以我始终没挣到大钱就在于我只能为钱工作半年，半年之内就烦了，必须脱离现实去写头脑里飞来飞去的想法，觉得这个无比重要，上升到为什么活着的高度。如果中国不是电影严于小说的国家，也许我用不着这样矛盾。年龄越大，容忍度越小，过去还能和他们玩玩，现在连朋友低级一点也看不惯。有一个拍商业片很顺手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朋友，前天低三下四地请我写剧本，被我当着另外两个朋友用近乎无礼的口气拒绝了，还顺带贬低了人家一顿教训了人家一顿。其实完全不必，不写就不写呗，何必这样激烈，有点见着人压不住火。不能尊重那些低姿态处世的人，是我的一个毛病，根子上还是欺软怕硬，那些有权势的我怎么也没跟人当面急过。这很不好，要么就跟所有人急，要么就该跟所有人客气，有什么分歧谈什么分歧，别假装暴脾气。
本来是一个我有心理优势的事儿，现在弄得我不好意思，觉得做人出了问题。
我越来越觉得我和这个社会有隔阂，有点愤世嫉俗，有这心态应该离人远一点，不要妨碍那些活得正好的人。从别人的生活中
退出来既平静又焦虑，平静在自己的本来面目中，焦虑在于按捺不住表态的冲动。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地进入。我很怀疑自己不再次卷入世间的争名夺利。我跟你说过我的计划，那也不全是玩笑，这之前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并被那个世界吸引后，想的真是活着再也不发表作品。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的文字进行描写就像用方块字堆砌浮雕，把一座建筑还原为图纸，描来描去框立起一道透明的墙，千万色彩从笔画中倾泻在地，遗失在词句之外。
十七号夜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猜想那个世界应该是用音乐语言描绘的。我们认为电子音乐具有指令性，是大脑可以翻译的一种语言，当我们听电子音乐时深感到受其召唤和支配，举手摇头，翩翩起舞。那是一种灵魂语言，我们的灵魂都被它嗅出，在那个世界遨游；那个世界根据音乐变化而变化，而成形，而广大，而绚丽，怎么能不说这是一种精心描绘呢。
我们建议一个朋友做这个工作，翻译电子语言。他在电子音乐方面表现得像一个天才，从来没受过音乐教育，有一天晚上初次上来闭着眼睛把碟打得像一个大师，其嗅人灵魂的能力超过世界上所有“难拨万”的打碟师。我们中有两个音乐学院出来的，一个弹过十七年钢琴，剪过六年片子，和一个澳大利亚缔结好过两年自己也打过两年碟的姑娘；一个是资深电影录音师，都当场拧巴了。当天晚上我们还商议成立一个公司，签掉这个朋友做艺人，他的名字音译成英文叫 “我们赢了”，天生就是一个大牌缔结的名字。（完）
王朔答编辑问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譬如一九八七年发在你社刊物《当代》的《浮出海面》——却要在小说里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跟自个儿方自个儿差不多我这么虚荣当然不能犯臭写成大团圆，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处女作——其实也不是处女了，中篇处女；但是招来一些埋怨，因为人都活着，还挺好。有点兜售隐私的意思——我；或多或少感到一点压力听到点议论，也是个苦恼。能不能不编故事了，就跟着生活跑，其实死、散，都是简单的办法，过分戏剧化，好像凡事都有个了结其实人活着，都不死，就要面临一个，以后呢？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几种口气都不太合适，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一盘散沙，因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会非常难受——你并非全知，一写就知道，只能假定读者更晕，看不出幌张儿，这个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另外，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一个结构问题，你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时候，结构特别麻烦，根本没可能一个视角讲到底，中间不换角度就有视野狭窄症的感觉。《致女儿书》是对女儿讲的，假装真挚的，很亲昵的一对一的私语口气，讲久了局限性就出来了。原来我想的是对女儿讲呢就有所讲有所不讲，有些话就她的理解力不能讲，或者说有些社会禁忌自然地就出来了。因为写作的时候老觉得不太自由，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对写作有太多要求以后，自己就有很多束缚，你挣脱束缚的过程特别难受，结果后来《致女儿书》是对我自己女儿讲，这样讲下去就觉得太隐私了，而且讲的时候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不好，好像就跳过很多叙事直接抒情了，太浓了就叙事而言，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并不好，好多地方跳过叙事直接抒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十六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有些事情社会接受以后反正我也觉得不好，就一直在矛盾，这矛盾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所以就造成所有的东西都写不完，写到一半，那段写的东西全都是写到一定程度找到一个叙事调子以后，叙事到一定程度后就叙事不下去了。最后就形成了瘢痕，索性有写作痕迹就有写作痕迹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作为小说来说，再自由的心态和方式恐怕也没法穷尽生活，我那时候也有个不太对的想法，也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想把生活全部穷尽在一个结构里恐怕也做不到。比如说写性，我想我现在写我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可以都写了，但是写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自己心情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肯定，我发现我还是挺道德化的一个人，自己开始审查自己，以一个老古板的眼光，就开始犹豫了，自我否定了，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在叙事上是失败的，基本上技术考虑偏多。
问：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们可能提到的，我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当然这特别妨碍我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特别想挣脱这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发表，这样就好多了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仍然有。譬如说，这里头全没有性描写，但我在另外一个小说里头写过。
问：是《和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