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原则上接受了北周“选无清浊”的做法，在制度上取消保证士族门阀政治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根据贤良才学标准举荐选拔官吏的做法越来越被普遍采用，并逐渐过渡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开皇十五年，下令废止州县乡官，即彻底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由地方长官辟署的出自地方豪右大族的州县官，门阀士族通过控制地方政权影响整个政治形态的特权最后丧失。九品中正制的最后废除也在这一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央集权化过程，至此告一段落。
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必然引起中央机构事务的大量增加，而中央机构政务处理机制尚未得到相应的调整，因此造成了“事繁政弊”的情况。另外，过去地方为州、郡、县三级体制，递相统领，中央只管数量不多的州，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后，不仅中央直辖的州的数量大量增加，而且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县的许多事务也由中央直接管辖。再者，废除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以后，“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州县官吏的任免、考课全部集中到中央（《隋书·刘炫传》）。这些都使得中央机构的事务大量增加。
在地方政务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中，中央行政体制进行着相应的改革。中央政务机构进一步扩大，行政体制不断完善。以尚书机构为主体的中央行政机构，到炀帝时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完善。
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不断制度化的同时，在皇权的运用方式上也表现得更加专制。君相关系中皇帝决断一切，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的局面，既有隋文帝个人独断专行的因素，也有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本身不完善造成的。其后，隋朝的政治体制在适应新形势的方向上，不断调整和完善。
隋文帝确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担任宰相的体制。虽然整个隋文帝时期，基本上都是尚书左右仆射专掌朝政，而且宰相基本上还是汉代丞相“掌承天子”身份的继续，作为皇帝私人助手的色彩很浓重，相权与皇权的责任区分不明确，相权在制度上还缺少对皇权的制约。但随着开皇、大业之间仆射专掌朝政格局的改变，到大业六年前后，逐渐形成了由他官与三省长官、副长官参掌朝政的新格局，开唐代知政事官与政事堂制度的先声。
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门下省职权性质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门下省在隋文帝时主要还是皇帝的顾问、谏议和侍从机关，虽然门下省有的官员也可以对尚书省的奏事有所驳正，但尚未确立其在国家政务处理过程中的固定地位和明确职权，所以门下省长官纳言的宰相地位并不稳定。这种情况到隋炀帝时有了根本改变，大业三年，设立殿内省，将尚食、尚药等在生活上侍奉皇帝的部门从门下省移出；又改给事黄门侍郎为黄门侍郎，借用吏部给事郎之名在门下省置给事郎之职，“置员四人，从五品，省读奏案”（《隋书·百官志下》）。 这是三省制确立的关键，因为门下省不仅要签发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而且尚书省的奏案也要经过它的省读，这就使得三省在政令决策和政务执行的不 同环节上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门下省也因此取得了政权结构中的枢纽地位。
经过政治制度上的这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个全新的适应大一统帝国重建局面的政治体制建立了起来。这个体制对后来的唐朝帝国发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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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治世。但是，所谓贞观之治，并不是说贞观时期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是指那个时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即使在唐朝，贞观时期也不是最好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尽管通过和平的方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继续进行反抗，一些地方势力也还存在局部动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好用人政策问题的基础上，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站在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贞观政要》卷1《政体》）。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壮、思想上趋于成熟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而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把皇位夺到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而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使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理道政术的讨论中，太宗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太宗主动向侍臣询问、求谏。
到贞观三四年间，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局面得到初步恢复。贞观六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大好转，出现了纷纷请封泰山的议论。尽管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自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比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唐会要》卷7《封禅》；参见《资治通鉴》 卷194），但是，并不可因此否定当时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当年令州县行乡饮酒礼的诏令中，还提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行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 《唐会要》卷26《乡饮酒》）。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繁荣局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之育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作的如下描述，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上的清明，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安定。但经济形势的好转，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
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对于治理好国家也有了充分的自信，能够虚心求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并且在整个贞观前期，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贞观君臣在政治思想上也趣于成熟，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到贞观六年，太宗在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用《尚书》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典故，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1《政体》）。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理，是贞观君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启发下，魏征搬出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而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用，成为贞观君臣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君臣之间维持着一种同心协力、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一个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子，为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面，提供了保证。而且，这种人员结构本身，就是贞观政局中的一个闪光点。
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态下，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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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注定是唐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她在太宗时期做才人开始，就不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直到她死后，因为她的统治而形成的政治风浪还远未停息。但是，武则天作为帝王，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她一肩挑着两个盛世，“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在她执掌政权的半个世纪里，国家富强统一，社会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产持续发展。那是唐代历史上一个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