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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诸实践的政治革新首先是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改革。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继位的顺宗因病不能开口说话。以王伾、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年轻士大夫们，因为与顺宗的特殊关系，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进而展开了一场以革除贞元弊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由于王叔文等人排斥其他大臣导致自身的孤立，以及朝议的推动作用，很快遭到了宪宗的打击。宪宗即位后，将王伾、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其他八人都贬为远州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尽管改革派官僚受到了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宪宗及其重用的大臣反对革除贞元以来的弊政。事实上，他们比“二王八司马”看得更远，解决得也更彻底。
宪宗即位后，派兵迅速讨平了西川刘闢、浙西李錡的反叛。同时，宪宗和大臣面对着唐王朝恢复统治秩序的改革时局，致力于政治革新。他们对于皇帝不能独自为治、需要宰臣辅佐，有了一定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君主推诚，人臣尽力，上下一心，共同求治的政治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宰相制度得到恢复。元和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由皇帝和宰相一起商讨决定的。对内地藩镇的制裁，对河朔藩镇的战争，财政措施的重大调整，一系列重大的事务都是由宰相主持进行的。翰林学士在宪宗时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从制度上重新加以定位。翰林学士参与重大决策，他们大多为进士出身，熟读经史，了解下情。虽然他们比较年轻，政治经验还不够丰富，但他们思想敏锐，敢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翰林学士还是由谏官兼任的，在参与决策的同时，还敢于犯颜直谏，宪宗也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如裴垍、李绛、元稹、白居易等，在元和时期的政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宦官的权力在元和时期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宦官专权的形势尚未凝定。因此，宰相的作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并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政治局面。
所谓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削藩。元和七年，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归附朝廷。河北局势稳定之后，朝廷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中央威望提高，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安史之乱以来政局凋敝，危机四伏的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唐王朝的统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宰相李绛告戒宪宗，“延访智略之士，拣择贤良之臣，精求济世之规，广大中兴之业”（《李相国论事集》卷5）。元和九年李绛辞去宰相之后，宪宗任用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筹划对淮西的战争。在讨平淮西吴元济之后，元和十四年又平定了淄青十二州，藩镇跋扈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元和中兴的局面达到了顶峰。到元和末、长庆初，整个河北藩镇节度使的任命权都被朝廷收回。安史之乱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与中央对抗的河北藩镇，“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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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收复藩镇的成就没有保持多久，长庆元年（821）七月，幽州（治今北京）驱逐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导致原卢龙节度使所管辖的州县全部丧失。接着河北其它藩镇成德军和魏博也相继背叛朝廷，史称河朔再叛，朝廷拱手再失河朔。从此，朝廷与河朔藩镇之间便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僵持局面。但是，对于三镇以外的其它军镇，如果出现割据倾向，朝廷还是要进行镇压的。
朝廷与河北藩镇相持的局面，在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许多新的军阀乘势而起。地方军将或为了保存实力，另谋出路；或对农民起义军网开一面，“留贼以为富贵之资”。正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军阀和起义军中的叛将逐渐崛起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到唐朝末年，出现了许多割据的地方藩镇。唐王朝最后也是灭亡在军阀混战之中。不过，这些新兴的军阀与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割据势力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朱温原本是黄巢起义军中的将领，后来投降了唐朝，赐名为全忠，不久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此后，朱温便以汴州（治今河南开封）为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唐末，朱温已经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和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形成了与占据太原的李克用之间的对立局面。
李克用本为突厥别部沙陀贵族，其部族自九世纪初以来居住在今山西北部地区。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在唐末讨伐庞勋的反叛有功，被唐朝任命为山西地区的节度使，被赐姓李，名国昌。李克用参加了对黄巢的镇压，率先攻入长安，因功授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在唐末的混战中，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与朱温争霸中原。
朱温和李克用之间的争斗，是唐末两个地方藩镇矛盾的发展。朱温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其背景是唐末大混战之后，各地军阀相继败亡。后梁的建立，标志着北方政局走向有序化的开始。尽管朱温在北方建立的后梁政权，但并没有消灭山西的李氏沙陀势力。与李克用、李存勖之间的矛盾，是后梁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后来，李存勖建立了后唐，灭亡后梁，最终解决了河北地区与中央王朝对立的问题。其它五代的王朝后晋、后汉、后周，其开国皇帝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而建国的。南方各国也都是由唐末的地方势力发展而来的。
所以说，五代十国的格局本身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而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继续存在于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北宋的建立，一直没有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其中沙陀问题和契丹问题，也是影响五代十国历史格局的重大问题。
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皇帝的先世，都是沙陀贵族，被称为“沙陀三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说，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又一轮进程。后晋皇帝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并不是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一种常见的外交关系。在许多北方民族看来，称儿、称孙是个人关系问题，称臣则是国家不平等关系。所以，当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后，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耶律德光大怒，使得双方谈判进展不下去。
契丹与五代和先后存在于南方的各国政权，实际上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三大政治板块。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登位在907年，契丹建国在916年，伴随着五代王朝的始终，并既而影响到宋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大抵为治所为自今北京至大同一线的沿长城各关隘城市的州。十六州的割让，使中原王朝屏障尽失，造成了后来长时期的危机。
“沙陀三王朝”在北方的统治，加上契丹占有长城以南十六州之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唐后期“河朔胡化”问题造成的割据局面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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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均衡发展。秦汉时期，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则十分落后。西晋末年，大批中原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的开发，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所谓“三吴”地区。但是，整个六朝时期（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四百年间，即使是长江下游地区，也仅属局部开发成功，经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尽管经受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但经济基础较好，很快从几次衰退中恢复，维持着总体上高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总之，在隋唐统一以前的南北分裂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还处在开发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
在隋和唐前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期，长安、洛阳为政治上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玄宗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户口依然大于其以南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两道。唐代如果关中遇灾，粮食补充相当多地来自河南、河北甚至西北地区，并非专赖江淮。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政治控制，而不是为了将南方的财赋北运。不过，北方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比南方悠久，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而南方地区自东晋以来就处于开发的积累过程中，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在唐朝盛时已经呈现出来。
安史之乱是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果将经济重心南移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则安史之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但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就确立了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全面实现经济重心南移，要到宋朝，确切地说，要到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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