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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头天我和妻子到过的那家酒馆，向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问道：昨天和我讲过话的那些人来了没有。店里很凉快，空气新鲜，也许不是滋生蚂蚁的场所。我听从她的建议，坐下等那帮人。我用毫不在乎的口气问她：“你们这里没有蚂蚁吧？”
她用抹布在柜台上揩了一把：“这里人们来了就走，谁也没发现有蚂蚁。”
“可是，您是一直住在这里的。”
她耸了耸肩：“我这么个大块头，难道会怕蚂蚁吗？”
她似乎把店里有蚂蚁当作一件丑事，这种遮遮掩掩的样子越来越使我愤慨。我追问一句：“您不放毒蚁药吗？”
“对蚂蚁来说，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一个人（我认出他来了，他是奥古斯托叔叔的朋友之一，昨天和我讲过话）说，“是这个。”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人陆续到达。他们投能向我提供任何找工作的线索，只是让我和他们一道喝酒。他们又谈起了奥古斯托叔叔。一个人问道：“老滑头不知道眼下在那边搞什么名堂？”当地人用“滑头”这个词称呼游手好闲、机灵刁钻的家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称号安在我叔叔头上最合适，他正因为是个“滑头”才被人看得起。但我听后心里却颇觉不快，因为我知道叔叔虽然生活浪荡，但总的说来为人厚道，奉公守法。不过，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也许是当地人的共同处世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隐约猜出，这大约和蚂蚁成灾有关：他们有意把周围世界描绘得动荡不安、充满危险，以便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繁杂的烦人事，包括蚂蚁带来的麻烦。回家的路上，我思忖道，我无法和他们持同样的想法，障碍来自我妻子，她对想像的东西深恶痛绝。我还想道，她现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用空洞无物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想法来麻醉自己了，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问题，她的面容、目光和身影便会立刻跃人我的脑海。归根结底，她对我不错，我需要她。
妻子愁容满面地走出门，朝我而来，告诉我说：“嗳，来了一位测量员。”
酒馆里那些人的夸夸其谈还在我的耳际鸣响。我心不在焉地说了句：“晤，测量员，这时来了位测量员……”
她说：“对，测量员到我们家来了，正在量屋子……”
我感到十分蹊跷，连忙进了屋。
“嗨，你说的是什么哟？！他是上尉。”
是勃劳尼上尉。为了给我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灭蚁装置，他带
了一根黄色的折尺，正在丈量我们的屋子。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
绍，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
“我想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像数学那样准确。”
上尉甚至量了摇篮的大小，惊醒了睡在里面的孩子。他见一根黄色的尺子在眼前来回晃动，吓得大哭。我妻子赶紧去哄他。孩子的哭声使上尉很烦躁，我尽量用别的话分散勃劳尼的注意力。幸好这时他太太喊了他一声，他走出门。阿格劳拉女士从篱墙那侧探出身来，挥动着她那双没有血色的瘦胳膊，朝他喊道：“回来！快，快回来！来人了！真的，是蚂蚁人！”
勃劳尼朝我瞟了一眼，抿着嘴唇，向我递过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必须马上回家，并为此表示道歉。“他也会到您这里来的，”他说，并且指了指那位神秘的“蚂蚁人”眼下所在的地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上尉走了。
我不想在搞清这位蚂蚁人的身分和意图之前就和他打交道。我走到篱墙边，登上梯子，下面就是雷吉瑙多家的庭院。他刚好回家，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拿着许多小口袋和罐头盒。
我问他：“喂，蚂蚁人到您家来过了吗？”
“不知道，”雷吉瑙多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不过，我想他来过了，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是糖浆。克劳迪娅！”
他的妻子露了面：“来过了，来过了。他也会到劳莱利别墅中来的。可是，嘿，您别指望有什么用！”
我当然不会存有任何奢望的。我问道：“这个人是谁派来的？”
“谁会派他来呢？”雷吉瑙多说。“他是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职员，负责在每家的花园里放糖浆。您看见那些小碟子了吗？”
他妻子做了补充：“是拌了毒药的糖浆……”说罢抿嘴一笑，仿佛什么全知道似的。
“能毒死蚂蚁吗厂我明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眼看着就能得到答案了，但又会遽然节外生枝，变得比原先更为复杂和棘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该提的。雷吉瑙多连连摇头：“毒不死……毒药的剂量很小……工蚁很爱吮食糖浆……但应该让它们活着爬回蚁巢，吐出这种加了微量毒药的糖浆喂蚁王……据说用这种方法迟早会使蚂蚁绝种的。”
我没有迫问他，蚂蚁是否真的迟早会灭绝。因为我听得出来，雷吉瑙多介绍这个方法时用的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须尊重的。他的妻子则相反，她和许多女人一样，脾气急躁，毫不掩饰她对糖浆灭蚁法的反感情绪：一边听丈夫讲话，一边不住讪笑，还时时讽刺挖苦几句。丈夫大概觉得她的行为有失检点，或者过于放肆，但他不正面驳斥呵责，只是竭力向我解释，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观主义印象。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或许也是用这种失望的语气讲话的，没准更糟。不过，他现在想给妻子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榜样，说道：“哎，克劳迪娅，你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并不十分有效，但还是有用的……再说，糖浆免费供给……需要过几年才能下结论……”
“几年？他们像这种样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蚂蚁却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没有反驳，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谈起了粪料盒：蚂蚁人们的人把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园里，等蚁王在里面产完卵后，就把盒子取走烧毁。我觉得雷吉瑙多先生讲的这些话也适于讲给我那生性多疑、悲观失望的妻子听，所以回家后就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对克劳迪娅女士的冷嘲热讽则只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种对什么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的女人；举个例子来说吧，她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乘务员检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顶、毫无意义的，但她出门时又不得不乘火车，接受这一切。听了我讲的糖浆灭蚁法后，她做出了判断：这种方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无言以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迎接那位蚂蚁人来访；听说他叫包迪诺先生。我们不打算对他发牢骚，也不想徒劳无益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应该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
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人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雷吉瑙多太太为她帮腔，但口气没有这么激烈：“如果有一天蚂蚁灭绝了，他们那些职员不就失业了吗？所以，您能指望他们正在干什么呢，太太？！”
“喂肥了蚂蚁，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阿格劳拉女士愤然下了结论。
两位女邻居的话都是对着我妻子说的。她凝神听着，表面上很平静，但我从她那不停抽动的鼻孔和紧紧咬着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