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自强是当之无愧的电视技术专家，李平有着足够的产品经验，更不用说TRW的人了。从项目管理、产品开发到电视技术，我几乎都一无所知。我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领导”，唯一的原因是我读的书… 大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比他们多，并且有一段留学经历和一段做学生工作的经历。
Pete的无意点拨，使我从自发进入到了自觉地学习倾听的阶段。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如何理解不同人的不同意见，而不是只喜欢宣传自己的观点，或倾听和自己相同的看法。
当然，懂了道理，并不意味着我总能按道理做到。七年以后，依然有人说我太固执己见。值得庆幸的是，也有的同事告诉我，我的一个优点是能听不同人的意见，是一个“听劝”的人。
秉性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磨砺的，决非是一朝之功。在禅宗的故事里，讲过不少已经“顿悟”了的修行人，后来再度误入歧途的案例，其缘由是否也在于缺少世事的磨练？
学习放权
改变性格的同时，我也在探索有效的管理方式。由于和谭自强及李平相比，我对于这个产品的开发不论在能力上还是在经验上，都不如他们，基本是一个外行。如何管理内行便成了突出的问题，因为时间也不允许我先成为内行再开始工作。
当时的状况逼着我从一开始便不得不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并且对很多我不懂的事情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去做，而我常常成了配角。做到这一点还是挺不容易的。我必须克服自己事必躬亲，自己不明白便放不下心来的习惯，去学习信任他人，甚至要把自己的脑袋交给别人去耍。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逼迫我的性格多了一些宽容和大度的成分。在这半年中，有意思的是尽管我是他们的“领导”，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他们教会我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是谭自强教会了我项目管理和电视技术，李平教会了我产品管理。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作为外行去管理内行，阴差阳错地竟然成了我后来工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日后的这些工作中，我不仅不断地学习新的业务，更主要的是我迫不得已地去总结了一些更抽象、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规律。
这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当你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并且你自己也并不是很熟悉的任务的时候，其实你最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想办法让你的团队每一个成员能把自己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学会放权和信任别人，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去“指导”或“管理”别人。
老鼠战猫
进入产品开发阶段之后，专用芯片的逻辑设计依然由TRW的工程师负责。而我们做整机和管理系统的设计。当芯片生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一个重大的挑战悄悄地向我走来。
这挑战，竟然是来自周博士。
芯片的生产，我们原来一厢情愿地希望由韩国的三星半导体来承担。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和三星半导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周博士提出，应该多找几家做一些比较，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利益。道理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一致同意。整个事情是在周博士一手操控下，由TRW人员进行的。他们向几家候选企业发了邀请，提出了我们的边界条件。反馈的结果，却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家在硅谷的小公司给出的条件最好，不论是价格还是流片时间。这家小公司是专门从事芯片设计的，其生产外包给韩国的LG半导体。
由于三星半导体在美国的总部也在硅谷，我们决定对这两家公司作实地考察。我们同Pete和Mitch； 乘飞机来到了IT产业的发源地硅谷。飞机落地，硅谷掩映在一片绿色当中，就像一个大花园，极少见到高一点的建筑。当时泡沫经济还未形成，硅谷远不如现在拥挤和繁华。我看到三星的办公楼，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而那家小公司，只是有十几个人，租了一个小地方办公。接待我们的是公司的老板，一个颇年轻的越南华裔。尽管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还是感到了一份亲切。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便聊起了过去的经历。原来他也曾在TRW工作，并且与周博士是朋友。听到他这段经历，中国人特有的敏感告诉我，事情好像不像我们原来想得那样单纯。
回到洛杉矶，我们内部马上开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用三星半导体。周博士显然胸有成竹地来听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反映让他有些意外。他提出了非常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用那家小公司。对此我们只能以公司太小，缺少抗风险能力等为由，坚持我们的观点。“可是，”周博士道：“三星承诺的时间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且价格也高。”“这样吧，”我们的总工程师建议：“我们和三星总部再谈一下，请他们考虑我们双方的长远合作，重新考虑一下时间和价格问题。”总工是轻易不表态的，周博士只好同意。周博士建议让三家公司进行新一轮的报价。
一个星期过后，三家公司的报价都出来了，那家小公司给出了更为优惠的条件。事情有点麻烦。
看到这一情况，我们几个人分别与TRW的相关人员谈话，试图劝他们同意与三星半导体合作。但是Pete和Mitch等人态度坚决，希望用那家小公司。整个局面僵持住了。
我便找到周博士在这个项目上的行政助手英先生。他也是台湾人，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个项目中，他没有介入技术工作，主要帮助周博士处理管理协调等问题。他对事情的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同为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看问题简单。所以他应该也查觉到了事情的蹊跷。“谢耘，我知道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帮不上忙。周博士态度非常坚决，我不敢介入此事。他在TRW内部和很多相关的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在讲：‘谢耘是个年轻人，没有经验，说话没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成功。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英先生的话让我有点吃惊。在美国，工作上的事情是极少涉及“personal”的因素的，否则会被认为职业道德有缺陷。
周博士看到我们也很强硬，便又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同时选两家来做。我们再次商议，大家建议我直接去找周博士的大老板，TRW太空电子的副总裁Paul Sasaki先生…一个日裔美国人。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我打电话给Paul的秘书，希望能和他有一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当天下午，Paul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阐述了我们的意见。主要是谈；像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用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风险太大，而两家同时做并不现实。因为我们没有人力同时支持两个合作伙伴。我只字未提那个小公司的老板曾在TRW工作，并且是周博士的朋友这两件事情。更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猜测告诉他，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谈问题的时候，你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根据猜测做判断。否则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Paul只是问了一些情况，说回去会在他们内部开一个会。
第二天，英先生告诉我，在他们内部的会议上，所有的人都表示，让三星，那家小公司，或者同时选这两家，都可以。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博士也是这个态度。根据他的性格，我认为他是不会退让的。Paul约我们公司总裁通电话，以便做最后的决定。我们赶紧和老板通报情况，“如果TRW认为几种方案均可以，那我就建议选三星不就完了吗？”总裁告诉我们。
就这样，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冲突，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而结束。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第二次和别人发生如此大的冲突。
双方达成一致后，我病了一个星期。
就我的个性来讲，我是非常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这次我也实在是被逼无奈，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能面对冲突倾力一战。
我不知道周博士是如何看待这次冲突的。对我而言，尽管这是发生在我和周博士之间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我心中依然对周博士充满了敬意和感谢。
我们按计划完成了产品工程样机的开发和测试，在美国的半年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在美期间，我们的总工程师通过其过去的朋友，与加州TVB华语电视台签订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只要我们的产品能够按时生产出来，对方就会下订单。六月中旬，我们准备启程回国，作最后的生产样机设计和生产的准备，TRW则准备专用芯片的投产。
回国前，我们当时在加州大学一个分校学习的一个大学同学来看我们。闲谈期间，他和李平都劝我留在美国。原因是“你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这是李平的原话。他们的话，在我后来进入联想工作的时候被验证了。
学习在企业工作
从美国回来后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开始积累在企业中工作的经验。集团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上千万的资金，成了我学习如何管理产品开发，产品生产和产品开拓市场的学费。在一个中型企业中，我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产品全过程管理的扫盲，并有机会小试锋芒；同时，公司充满亲情的管理方式，也从反面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让我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一个企业。
6月中的一天，我们带着对洛杉矶的留恋，也带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轻松，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没想到，离开美国的手续竟然如此的简单。航班上播放了影片“HAPPY JOY CLUB”。飞机经停东京晚上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公司的总裁张云峰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他是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父亲是个军人。
踏上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我才发现，半年以来，尽管洛杉矶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