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父亲是个军人。
踏上自己所熟悉的土地，我才发现，半年以来，尽管洛杉矶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我们也没有生活的压力，但是我内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忧虑的状态。这也正反映了自己心理还远不够成熟。不过，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1981年离开长春到北京上大学，我学习脱离家庭开始独立的生活；在美国这半年的经历，是我离开学校的象牙塔，面对社会的开始。行前，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学生；半年异国他乡的独立作战，我已经从本质上完成了向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社会人的转变。初步具备了面对挑战和风险的时候，不退缩，不推诿，敢于直面危机，愿意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作风。
随后的岁月，发生了很多新的丰富多彩的事情。自己也在磨练中不断成熟。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半年那样，命运把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经历，浓缩在了如此短的时间内，让我来品尝，而毫不顾及我可能会消化不良。
启用新人
我们回国后，在北京马上开始了最终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准备。我们的总工程师回到了位于广东惠州的集团公司总部，继续抓全局工作，我成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同时在美国，TRW的工程师则在准备专用芯片的投片工作。谭自强也正式加入了我们公司。
我们的系统在美国的时候，只有一个用于测试的客户授权管理系统。但是作为产品，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产品化的授权管理系统。开始的时候，李平利用大学的假期，从我们系的研究生中找了一个学生，来帮我们开发。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随后，公司的领导为我们调来了在其它产品开发项目中工作的杨海平。他刚刚毕业于南京解放军计算机技术学院，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李平显然对他没有信心，几次找我希望能够再找一个清华的毕业生，把杨海平换掉。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便找到杨海平了解情况。
由于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系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直来直去地问杨海平是否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他明确地说：“我认为没有问题，我能做好。”可能是我的天性比较愿意信任别人，况且他又是学计算机的，我就立即告诉他，这件事情就交给他了。为此，李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对我的这个决定有些看法。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杨海平尽管不是毕业于名校，但是天资聪颖。在接受任务后，他迅速地进入了角色。他的工作，从来没有拖过整个项目的后腿。我对他如果说有什么帮助的话，只是支持和放权。两年以后，由于在合作中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州新太公司的总裁亲自和他谈话，邀请他加入新太公司。
这件事情，是我逐步养成培养和启用新人的习惯的开始，甚至后来有点乐此不疲。当然，我后来一系列启用新人的努力，远不像第一次这样简单和轻松，也不是都这样成功。不过这些是后话。
我的职场十年（五）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14日13时07分
【内容提要】是否聪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回顾过去，特别是遇到像周博士这样的几乎天才式的人物后，我认为自己确实并不聪明，只是很努力而已。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天才来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不得已的越权
1994年11月份，我们的专用芯片第一次试流片。Mitch带着芯片样品，立即赶到了惠州。我们紧张地开始了芯片的测试。
所以紧张，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所在，更因为我们按照一次流片成功的预计，已经和美国TVB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一批产品预计将要在 1995年2月份到达美国，届时TVB将在完成系统测试后，正式开通卫星电视付费频道。三天的测试很快就结束了。谭自强报告芯片一次投片成功。眼看产品经过近一年的研发，就要投放市场了，公司上下空前欢喜。Mitch立即返回美国，准备正式生产投片。
没过两天，谭自强悄悄地找到我，“谢耘，有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发现芯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大吃一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原来，当时测试时，技术人员只是注重了功能的正确性测试，没有去测试片上存贮付费授权信息的存贮器的电流消耗量。这部分存贮器中的数据是不能丢失的，要能够用纽扣电池维持十年的时间。所以其消耗的电流要在纳安培水平上才行。Mitch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测这个指标。一测吓了一跳，电流高达毫安培量级。这意味着使用纽扣电池，数据只能保持几天，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十年。“所有的频道你们都测了吗？”我焦急地问道。“一百个频道分为四组，每组我们都测过了。”“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要报告给公司领导。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我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和谭自强说话。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如晴天霹雳。
我在心中紧张地盘算着如果芯片不能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确定芯片的问题，重新修改设计再去投产，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在客户那边，由于我们是新产品，所以没有系统可靠性方面的优势。一旦芯片的问题曝光，客户寻求新系统几乎成为必然。同时我们潜在的客户也将对我们系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哪怕我们改掉缺陷之后。而且，当时公司经营情况不好，从上到下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如果丢掉第一个合同，对公司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番盘算下来，我更加从头凉到了脚——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补救这个缺陷的办法，而其导致的结果又如此的严重。
几个人坐在一起，费尽心思，除了重新投片以外，也没有想到其它任何出路。我突然想到，除了那一百个正常的付费频道外，我们在芯片上还设计了四个 “每次观看付费频道”（Pay Per View Channel；简称PPV）。“四个PPV频道你也测过吗？”“一百都不好用，那四个怎么可能没问题？”谭自强显然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测一下看看。” 我坚持道。
我在旁边紧张地看谭自强的测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奇迹竟然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这四个频道的电流消耗与我们设计的完全一样！大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反复的测试表明，这不是白日做梦。可是，最初的激动很快就演变成新的无助——TVB准备上四个频道。但是通过分析，由于PPV工作方式与普通频道不同，四个PPV频道只能当作两个普通付费频道使用。真好像刚爬出泥潭，又跌入深渊。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的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他们由于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四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这样，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用授权管理系统，通过四个PPV频道，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我的建议尽管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装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巨大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几个月后，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唯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
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的“敢说敢干”的性格——这是我小学老师当时给我的评价。
再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