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的工作是“维修”游乐设施，实际上就是保证它们的安全。每天下午，他在公园里巡视，检查每一项设施，从“漩涡激流”到“黑管历险”。他四处查看，寻找断裂的木板、松动的螺栓、损耗的钢筋。有时，他会停下脚步，两眼呆呆地凝视前方，过往的游人以为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只是在聆听，仅此而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说，他能在这些机器的哼哼唧唧中听出问题来。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五十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巡视“红宝石码头”。他经过一对老夫妇身边。
“伙计们，”他嘟哝了一句，手触了触帽沿。
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游客们认识爱迪，起码常客认识。年复一年，他们都会在夏天里见到他，那是一张会让你想起某个地方的脸。他工作服衬衫的胸口上有一块补片，上面写着“爱迪”，下面是“维修部”，有时，人们喊他，“你好！爱迪·维修部”，他可从来没觉得滑稽。
今天，碰巧是爱迪的生日，八十三岁生日。上星期，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爱迪从来没听说过。他过去身体强壮得可以一手举起一匹旋转木马。但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爱迪！”……“爱迪，带我！”……“带我！”
距离死亡还有四十分钟。爱迪走到排队等候疯狂过山车的人们前面。每座游乐车他一周起码坐一次，他要知道刹车和行驶都稳妥才放心。今天的节目是过山车——他们管这个叫“魔鬼过山车”——认识爱迪的孩子们嚷着要跟他坐一节车。
小孩子们喜欢爱迪。十几岁的少年不喜欢。少年们让他头痛。多年以来，爱迪估计，各式各样无所事事、出言不逊的少年他都见过了。但是，孩子们不一样。孩子们看着爱迪——他翘着下巴颏儿，总像海豚一样咧着嘴微笑——而且他们信任他。他们被他吸引住了，就像冰冷的小手伸向火焰。他们搂他的大腿。他们玩弄他的钥匙。爱迪通常只是哼哼，从不多言。他估计，就是因为他话不多，他们才喜欢他。
这会儿，爱迪用手拍了拍两个反戴着棒球帽的小男孩。两个孩子冲到车厢前，跌跌撞撞地坐了进去。爱迪将拐杖交给疯狂过山车的候车员，然后慢慢地放低身子坐进两个孩子中间。
“开车了……开车了……”一个孩子尖声叫着，另一个孩子把爱迪的手臂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肩上。爱迪把安全杆放下，压在他们的腿上，咔哒—咔哒—咔嗒，他们朝上面开去。
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到处流传。当爱迪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在这码头边长大，有一回他卷进了一场巷斗。皮肯大街上的五个孩子把他的哥哥乔堵住，要揍他。此时爱迪正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坐在门廊上吃三明治。他听到哥哥在大叫大嚷。他跑进巷子，抄起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男孩送进了医院。
过后，乔几个月没搭理他。他觉得没脸面。乔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子，然而出头打架的却是爱迪。
“再坐一次行吗，爱迪？行吗？”
还能活三十四分钟。爱迪抬起安全杆，给两个孩子每人一根棒棒糖，拿回他的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修理车间，避开暑热凉快一下。如果他知道死亡将至的话，他也许会去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照例忙活他每天做的那些乏味事，好像世上所有的日子依然会到来。
一个身体瘦长、颧骨突出的年轻人正在一个溶解池前，把一个轮子上的油腻抹掉。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是车间里的一个工人。
“呦，爱迪，”他说。
“多米，”爱迪说。
修理车间里有一股锯屑味。低垂的天花板和挂满了钻头、锯和锤子的木板墙使车间显得昏暗狭窄。游乐设施零配件随处可见：压缩机、马达、皮带、灯泡，还有一个海盗脑袋的天灵盖。靠墙堆成一垛的是装在咖啡盒里的钉子和螺丝，另一面墙前堆着成桶成桶不计其数的润滑油。
润滑游乐车的轨道，爱迪说，跟洗碗一样不需要动脑筋；惟一不同的是，你本人会越干越脏，而不是越弄越干净。这正是爱迪干的活：抹润滑油、调整刹车片、拧紧螺栓、检查电路板。有多少次啊，他渴望离开这里，找一份不同的工作，建立另一种生活。但是，战争爆发了。他的计划落空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穿的裤子越来越宽松，便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他，他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鞋里揣着沙子，生活在机械的笑声和烤香肠的世界里。就像从前他的父亲，像他衬衫上的补片，爱迪就等于维修——维修部的头——或者，像孩子们有时称呼他的那样，是“‘红宝石码头’的过山车人”。
还剩下三十分钟。
“嗨，生日快乐，听说是你的生日，”多米尼克说。
爱迪哼一声。
“没有生日派对什么的？”
爱迪望了他一眼，好像他有毛病。一时间，爱迪忽然觉得，在这个到处是棉花糖味的地方日渐老去，真是奇怪呀。
“唉，别忘了，爱迪，下星期我不来上班，从星期一开始。去墨西哥。”
爱迪点点头，多米尼克跳了几步舞。
“我和特丽萨。去见全家人。派——对。”
他注意到爱迪在盯着他，停下了舞步。
“你去过吗？”多米尼克说。
“去过什么？”
“墨西哥？”
爱迪从鼻孔里出了口气。“孩子，我除了扛着枪被人运去的地方以外，哪里也没去过。”
他望着多米尼克回到水池旁边。他沉思片刻。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沓纸币，抽出仅有的二十元票子，一共两张。他伸手递过去。
“给你老婆买点好东西，”爱迪说道。
多米尼克望着钞票，绽开满脸笑容，说道：“得了，老兄。你肯定？”
爱迪把钱塞进多米尼克的手掌里。然后，他走出车间，来到车间后面存放杂物的地方。多年前，海滨走道的木板条上被锯开了一个小小的“钓鱼洞”，爱迪掀起钓鱼洞上的塑料盖。他用力拽了拽那条坠进海里八十英尺深的尼龙绳。一小块红肠还挂在上面。
“钓到什么没有？”多米尼克叫道。“告诉我，我们钓到了。”
爱迪不明白，这家伙怎么这么乐观。那条绳上从来没钓到任何东西。
“总有一天，”多米尼克大叫着，“我们会钓起一条大比目鱼。”
“对，”爱迪含糊地应了一句，虽然他知道，你永远都不可能将那么大的一条鱼从那么小的洞里拉出来。
还能活二十六分钟。爱迪跨过海滨走道，来到游乐场的南端。生意清淡。卖太妃糖的女孩子，正站在柜台后面，两手拄在胳膊肘上，吹着泡泡糖。
“红宝石码头”曾经是人们夏日的好去处，有大象、烟花和马拉松跳舞比赛。但是，如今人们不再热衷于到海滨公园来了，他们去主题公园，花七十五块钱买一张门票，同毛茸茸的巨型人物拍照。
爱迪拐着腿经过碰碰车，眼睛盯住一群身体趴在栏杆上的少年。好极啦，他自言自语道。正该我出场。
“下去，”爱迪说道，用拐杖敲打着栏杆。“马上下去，不安全。”
少年们朝他怒目而视。碰碰车上的长杆子咝咝作响，闪着电火花。
“不安全，”爱迪又重复了一遍。
少年们相互看了看。一个头发染着一缕橘黄色的男孩子，朝爱迪讥讽地笑了笑，然后，抬脚下到中间的横杆上。
“来呀，胆小鬼，撞我！”他大叫起来，朝开碰碰车的孩子们直挥手。“撞我——”
爱迪使劲地将拐杖敲在栏杆上，差点把它劈成两节。“滚开！”
少年们跑开了。
还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广为流传。作为一个士兵，爱迪身经百战。他很勇敢，甚至得过一枚勋章。但是，在他服役快结束的时候，他同一个自己人打了起来。他就是那样负的伤。那个人怎么样了，无人知晓。
没人问过。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十九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在一张破旧的铝合金沙滩椅上坐下。他粗短的双臂像海豹的鳍一样抱在胸前。他的两条大腿被太阳晒得通红，左膝上依然露着疤痕。实际上，爱迪的身体就是一个幸存者的写照。他的手指七扭八歪，是各种机器造成的无数次骨折的结果。在他称之为“酒吧冲突”的殴斗中，他的鼻梁被打断过多次。他那张下颚宽阔的脸庞以前也许长得还不错，就像一个职业拳击手的脸，还没有被击中过太多次。
这会儿，爱迪看上去很疲倦。这是他通常在“红宝石码头”海滨走道上歇脚的地方，眼前是“杰克兔子”游乐车，这里，曾是八十年代的“电闪雷鸣”，七十年代的“钢铁鳗鱼”，六十年代的“摇荡棒糖”，五十年代的“神秘鬼屋”，再早，就是“群星荟萃音乐厅”。
那便是爱迪初遇玛格丽特的地方。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真爱的瞬间特写。爱迪心里的瞬间特写，发生在温暖的九月里的一个晚上，暴雨刚过，海滨走道上绵绵地积着雨水。她穿着一条黄色棉布裙子，头上戴着一个粉色发夹。爱迪言语不多。他紧张极了，觉得舌头好像粘到了牙齿上。他们随着音乐起舞，那是一个大乐队，“长腿戴乐尼”和他的“大沼泽地乐队”。他给她买了一杯柠檬苏打水。她说她得走了，不然她的父母该生气了。但是，在她离开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挥了挥手。
就是那个瞬间特写。在他的余生里，无论何时想起玛格丽特，爱迪便会想起那一瞬间，她侧过身朝他挥着手，乌黑的头发飘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于是，当年那份血脉沸腾的爱恋便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
那天晚上，爱迪回到家，把他哥哥唤醒。他告诉他，他遇到了他要娶的女孩子。
“睡觉吧，爱迪，”他哥哥含糊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