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致富”的发展思路不能变。只要一年接着一年干，桑植在２０００年基本脱贫是完全有可能的。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我们随便点了几个菜吃起来。谈兴不减，继续着没完的话题，桑植的山山水水深深地嵌进了他们的记忆。最后，他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桑植县脱贫致富后，他们再相邀回桑植看一看。
我想，有这么多人关心着桑植，这一天不会久远。退休第一天
晨光熹微，她已把房间收拾好，又匆匆吃过早点，便去拿手提包，准备到储蓄所去上班。忽然，她的手停住了。哦，这种忙忙碌碌地生活对于她来说，今天终于划上了句号。昨天上班时，主任告诉她，她的病退报告批下来了，她的工作已由小张接替。虽然有过思想准备，但毕竟有些突然，她没想到报告会批得这样快。
转眼，她在金融战线干了二十多年，还没能细细品味流逝岁月的甘甜与辛酸，时间就和她匆匆告别了，心底陡地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惆怅和孤独。她不知道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八点过后，她带着纷乱的思绪，挤进了人流，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人真是个怪东西，不知怎的，今天却反复在脑海中翻腾着她过去不在意的一件事：
那是前年稻花飘香的时节。一天，储蓄所走进来一个脸上打满苦瓜皱的老婆婆，老婆婆一走到她面前，“哗”地一声，从一个白布口袋里倒出一堆镍币、分票、角票，气喘吁吁地说：“同志，我是一个孤老婆子，这些钱是我卖冰棒拣废品攒下来的，想存起来，跑了几家储蓄所，他们一见这么多散钱，就不愿存，你帮帮忙吧！”
她明白了是这么一回事，忙笑吟吟递上一杯凉茶说：
“婆婆，您先坐，我这就给您存。”接着一分、二分地数起来，一百三十多元钱她忙乎了老半天。老婆婆带着多瓣菊花似的笑脸走了。
以后，每隔几个月，老婆婆都来存一次款，她总是细心的给她数。
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不知不觉到了一座高大建筑前，抬头一望，不是医院，而是大桥储蓄所。
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吧，那婆婆今天也许来存款了，小张会不会嫌麻烦她想。
她刚跨进门，就看见储蓄所柜前围着不少人，小张苦着脸向他们解释什么。见她进来，都侧过头，投来探询钦敬的目光，她忙向大家点头致敬。
这时，那婆婆从长椅上颤巍巍地站起来，双手捧着白布口袋，凑到她面前：“我来存钱的，你帮我数数”。望着那枯柴般地双手，她小心而恭敬地接过白布口袋。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句：“您的情况这位小同志都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您今天不会来了。”但她还是来了，一张张充满真挚情意的脸庞，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话语，鼓捣着她的心扉，刹时热泪盈眶。她接过存折和钱，走到储蓄所柜前，用颤抖的手小心地数，认真的记下班的铃声早响过了。小张提醒了她几次，她全然没听见。等她忙完，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走进自己的家门时，两脚再也无力迈动了，她只好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喘气，老伴见了，忙扶她在沙发上坐下，一边给她捶背一边问：“去医院了吗？”
她回过头朝老伴歉然地笑笑。
老伴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唉，你呀！”父亲的信念
父亲大字不识，却有着四十多年党龄，当了三十多年农村基层干部。父亲没有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有他自己的人生信念，一辈子都照着这么做，没有改变过。
剿匪部队开进了我们苗寨，父亲满怀着阶级仇和民族恨，参加了剿匪斗争。家乡解放后，父亲投身到火热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当上了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成了党里的人，父亲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他带领全村群众，没日没夜地改造山河，大兴水利，兴办公益事业。村里粮食连年丰收，在乡里，我们村每年都是第一个完成上交爱国粮的。正当父亲带领大家一心向前奔的时候，却传来了农村要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消息。父亲弄不明白：我们大集体正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分田单干了呢？在乡里开过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说：党里的人就要听党的话。他把全村党员叫来统一思想，率先在村里搞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一九八四年，上级要求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乡里准备叫父亲退下来休息，又怕他想不通。谁知乡里书记找他谈话，刚开口，父亲还是那句话：党里的人就要听党的话。我是不适应形势了，应该让那些年青人干。于是，父亲很高兴地退了位，没有丝毫的恋位情绪。
父亲生性倔强，为人坦诚，逢事认死理，按时下的话就是不会变通。他得罪了不少人，为此吃了不少苦。村里一位受管制的地主分子患了肺结核，天天咯血，骨瘦如柴，既没有钱治疗又怕队里不批准，只好硬抗。父亲知道后，不仅批了假，还从队里给他借了１５元钱去治病。这事后来被少数人无限上纲，说父亲立场不稳，界限不清，同情地主分子。父亲没有理会，只说：地主分子也是人，做人莫黑良心。最终这事成了父亲的一大罪证，“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撤职处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官复原职，过去整过他的人都担心父亲会借机报复，父亲听到这些议论却淡淡一笑，只一句“做人莫黑良心”的话便消释了那些人的疑虑。果然，不管过去曾对他怎样，父亲都视作乡亲，平等对待，不偏不倚。父亲就是凭着“做人莫黑良心”的信念，为村里群众办了不少事，唯独没有给自己家里谋求额外财富。父亲退位后，我家还住着土改时分的百年老屋，这在当时村里干部中是仅有的。
父亲退下来后，专心侍弄着他承包的那份责任田地，按时上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等费用，事事走在头里。他常说：没当干部了，我还是党员嘛！后来我们兄妹都长大了，出去参加工作或是成家另过了。劳碌一生的父亲也清闲了许多。于是，村里同辈的人常邀他出去斗纸牌，他开始也去参加玩玩，后来发觉斗纸牌发展成为赌博，他不是心疼那几个钱，而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这种事做不得。当牌友们再次上门邀他，他好言相劝，劝不住的时候，父亲便发了火，嗓门很粗：犯法的事我不做，赌钱你们莫邀我！牌友见父亲发了这么大的火，自觉没趣，灰溜溜走了，从此不再上门邀父亲斗纸牌了。父亲倒也乐得清静，不再摸牌了。
父亲并不懂得很多大道理，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他却有自己的人生信念，那就是“跟党走”、“莫害人”、“不犯法”。父亲就是凭着这些朴素的人生信念，走过了人生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从而在我们面前确立了可歌可赞可亲可敬的形象。父亲没有凭借他曾拥有过的职权为我们谋取物质上的私利，却给我们留下了受用无穷的精神财富。
驻村干部
我父亲因是村干部，小时候，家里便常有公社甚至县上的驻村干部。这些驻村干部和现在的包村干部不一样，他们是自带被子和日常用品，长年驻在村里的，与村干部一道负责一个村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和老百姓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
那时的驻村干部，穿着都很朴素，经常是四个兜且洗得泛白的中山装，脚蹬解放鞋，肩挎帆布包，包上端端正正印着鲜红的五角星，右下角是老人家手书的“为人民服务”。我家养着一只高大肥壮的大黄狗，很是凶悍，村里不少人隔老远看见就怕。因这些驻村干部常在我家进出，大黄狗每逢看见穿四个兜背帆布包的，不仅不龇牙裂嘴狂吠不止，反而摇头摆尾一派亲热。乡亲们有些眼红，私下里说我家的狗都认人，真是狗眼看人高。
在众多的驻村干部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
一位是当时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姓周，村里人都叫他周主任。他高高的个子，很严肃的样子，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上穿灯草绒中山装，下着灰卡叽布长裤，脚蹬解放鞋。他在我家住了约十个月，除了到公社开会，很少离村。他喜欢抽烟和喝酒，烟是从集市上买来的黄灿灿的烤烟，用磨得飞快的菜刀切成细细的烟丝，装在一个小铁盒里，抽的时候，抓一撮烟丝放在裁好的纸条里，很仔细地卷好，慢悠悠地抽，烟雾常从鼻腔里喷出。酒是从供销社买来的散装酒，装在一个军用水壶里，挂在他床前的板壁上。他从来不在早上、中午喝酒，一般是在没事的晚上喝，而且每回都二两左右，绝不过量。我常常看见晚上吃饭的时候，回到他的卧室拿来水壶，给我父亲和他自己倒上半瓷碗酒，两人有滋有味的对饮。
周主任自己掏钱叫我父亲替他到铁匠铺打制了两副锄头，一把用来挖地，一把用来锄草。他每天和群众一起出集体工，一边和大家劳动，一边给群众宣传政策，调解纠纷。他对自己要求很严，除到住户家就餐外，他是从来不到其他人家吃饭的。他对伙食不挑剔，住户家弄什么吃什么。那时，我家家境并不好，常常就是一两个菜，他照样吃得很香甜。因此，村里的群众既怕他，又喜欢他。他到我们村里住了十个月，参加集体劳动就有近２００天。
周主任到我家吃住，他每月结一次帐，到时就把钱和粮票交到我母亲手里。我们村子在中间，他的同事到更远的村子里去的时候，常常到我家来歇息，吃过饭后再走。周主任便把他的同事吃的伙食记在自己名下，到时一并付清。我的父亲劝他不要这么做，他倒批评我的父亲：不要坏了规矩。
周主任对我们兄妹的学习很关心，常从公社带回一些报纸让我们看，还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过问我们的学习成绩。那时，他还送给我一支黑色的钢笔，那是我第一次用钢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