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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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上的传说-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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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老大学生问他。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能。”老大学生自己回答,很平静。 
  “为什么?” 
  “不符合辩证法。” 
  “辩证法上说不能?”他心里很焦虑。那时候他只懂得辩证法是好字眼儿。 
  “人要想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除非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规律都认识完。可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宇宙中的事物却无限,有限怎么可能把无限认识完呢?” 
  “认识一点就会少一点。”他搜罗着自己的知识,想驳倒那个老大学生。他希望女大夫的话是对的。 
  “嗬!愚公移山。这当然好,”老大学生忍住笑,“你学过微积分吗?知道‘无穷大’是怎么回事吗?” 
  他摇摇头。 
  “两个没边儿没沿儿的东西,你说哪个大呢?被认识了一点的无限和被认识了许多的无限,还都是无限,哪个小呢?譬如说……”老大学生想举个例子,但一时举不出。 
  “您就说辩证法吧,我就相信辩证法!”他说,觉得那家伙是在故意卖弄学识。 
  “其实相信辩证法就够了。辩证法认为没有终极真理,也就是说,人不可能把世界上的矛盾都认识完。可这些玩意儿并不因为你没认识它,它就不伤害你。这就是偶然,命运,一种超人的力量,有时候把你弄得毫无办法……” 
  现在他有点懂了。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他看看自己的两条腿,想想他的鸽子,有点懂了。这些年他求过多少名医呀,腿还是治不好。他找了十天了,“点子”还是找不着。不承认那种超人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当然,那不是神,宇宙中没有一个全能的神;要是有倒好了,神总该怜恤他了,对他开开思了。它不是人,你理它没用。它混蛋透顶,你却只好由它去。你自己要是不混蛋,你就只好自己去想点办法。 
  他坐在几节水泥管道上,望着天,有点懂了。扫街的老头就总爱默默地坐着,看天。老头不会说,但他肯定早就懂了。老头无论碰上什么倒霉的事,从来不说别的,只是说:“瞧瞧怎么办吧。” 
  怎么办? 
  光说不练假把式? 
  但是也不能太固执? 
  按照退稿信上说的那样改? 
  最终会因为固执而失败? 
  男左女右,他伸开左手,借着路灯的微光仔细看。确实,事业线又深又长,但上端消失在一片乱糟糟的细纹中……“你怎么知道这些细纹表示的是固执呢?”他问看手相的人。“天机不可泄露。对你来说,就是固执。”……他当时装得无所谓似的笑笑,但心里实在是别扭…… 
  他又把那枚硬币抛起来,想:如果是“麦穗”那一面,我就不再固执,就改。硬币落下来,他攥在手心里,又想:如果是“国徽”,就是说,命运告诉我不能改,我还是要写我真心想写的东西,而且下一次就能发表。他猛地张开手,妈的,是“麦穗”。 
  风,正穿过街道,带着尘土和纸屑,还有刨花。播音员在远处报告明晚的电视节目。 
  不,三局两胜才算!他又急忙把硬币抛起来。他总是这样,如果三局两胜不行,还有五局三胜,还有九局五胜。他有很多怪想法。 
  “十”是个吉利的数目,但如果第十次不行,他就相信第十二次,“十二”有更完美的意思。“十二”还不行,还有“二十”——“十”的加倍。“二十”再不行,就“三十”——取“三十而立”的意思,也吉利。还有“六十”,六六顺。“一百”当然更好……硬币落在他腿上,还没容得他再考虑一下,就已经看见了:麦穗。他又抛。又抛。又抛…… 
  那天真是有了鬼了。 
  烟蒂在空中划了一道闪亮的弧线,落在了远处。他靠在墙角里,呆呆地看着那点火光慢慢地熄灭。 
  要是先说国徽那面儿就好了。 
  “后说‘麦穗’就好了。”他说出了声。 
  他费劲儿地站起来,离开了那个角落。 


  4 

  都说,大约在十点半左右,又听见他呼喊起来。也有人说,是在电视台的节目结束之后好一阵子,十点半肯定过了。 
  “嘞儿嘞儿” 
  “嘞儿——嘞儿——嘞儿——” 
  还是有的说在城西,有的说在城东。 
  什么“国徽”呀,“麦穗”呀,就那么回事!他可真有辙,刚才抛硬币的时候还那么提心吊胆的,这会儿又说“就那么回事”。扫街的老头说得对:“你心里想往东,你就别往西。”他有什么事想问问老头该怎么办的时候,老头就这么说,不说别的。 
  他得去找他的鸽子。不找心里更难受,回去也睡不着。 
  要是找不到“点子”,可不是好兆头。就等于是说,他盼望的事到底还是得落空。那不行。 
  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过,说他从小就是这么个牛脾气。有人说他死心眼、太老实,说话时的神态流露出另一种意思:笨。“太老实”常常是“笨”的尊称。也有人说,搞创作就是该这样严肃、认真,有自己的主见。他当然是爱听这后一种说法。其实呢?他自己知道,不那么简单。固执也好,认真也好,都太简单了。固执不是天生的性格,认真也不是。他想发表自己写的东西,比谁想得都厉害。如果不是感到过一次沉重的屈辱,他大概早已经不固执了,早已经忘却了认真…… 
  姑娘走后的第二年。秋天。下着雨。 
  他把一篇稿子送给那个作家去看。一大早就去了。雨天是他的星期日,不用扫街。 
  “你还是没有照我说的那么去改。”作家看完了他的稿子说。 
  “我还是觉得这么写真实,”他说,“生活里有这样的事。” 
  “真实?就因为真实?” 
  “我觉着,”他吭吭嗤嗤地说,“这里面有值得深思的……” 
  “真实!那也要看什么样的真实,怎么个写法。” 
  “这我知道……这篇东西艺术水平很差……” 
  “对你来说,重要的是发表!”作家有点急了,“是尽快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呢?他没来得及细想。 
  作家,还有作家的妻子,那么认真地看他的小说,那么焦急地希望他快些成功,就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心里很感动。窗外的冷雨越下越密。作家的小屋里很暖和,从心里觉得温暖。墙上挂着普罗米修斯受难的油画。书架上摆满了书,有几个残破的陶罐,有一只陶瓷的小骆驼。作家弓着背坐在沙发上,再把他的稿子看一遍,把稿纸翻得很响,用红笔在上面圈点着。作家的妻子问他,腿疼不疼,累不累,把一个小枕头垫在他腰后,递给他一支烟。他慌乱中把烟拿倒了,过滤嘴儿烧焦了…… 
  “总之,我不能说主人公的这些想法不真实,或者不对,”作家抬起头,“可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把关于生和死的这几段尽量压缩,尤其是写到死的地方,干脆删掉。” 
  “可是,他不可能没想到过自杀。” 
  “你的小说,要靠贯穿乐观的精神去取胜。” 
  “可这并不矛盾……” 
  “听我的。别太较真儿,太较真儿什么事也干不成。其实凭你这种情况,只要写得差不多就行了。” 
  凭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呢?他当时也没有细想。 
  “照咱们商量过的那样去改,我保证你能发!”作家说,“你放心,没问题!”作家说得很肯定。 
  作家送他到汽车站的时候又说:“我有一个朋友,报社的记者,听了你的情况很感兴趣,想给你写篇报道。所以你得。快些,快些发表几篇。不必要求太高。” 
  他被成功的前景搞晕了。 
  回来,一宿都没有睡安稳。秋雨下个不停。闪亮的雨丝一直在窗外的路灯下跳动,像一根根弹动的琴弦。他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印在刊物上会是什么样;想象着认识他的人看到那份刊物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想象着那个记者来了,自己怎么说……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哟!这不是扫街的那个瘸子吗?!”不错,正是!……人们看他时的眼神再不会只是怜悯了,更不会是歧视了,而是惊讶、佩服……她呢?第一件事当然是给她寄一本去。如果能在她所在的那个省发表就更好了,先不告诉她,让她自己买到时吃一惊……她的父母、亲友,还有什么理由说她对他只是出于怜悯呢…… 
  ……“你别急,你能写出好东西来的。写出来让他们看看。”她仰着脸,后脑勺顶在树干上。 
  一群白色的鸽子在荒岗上空飞着。她坐在他身旁。春天的天空中还飘着几只风筝,很高。 
  “让谁们?” 
  “你知道。” 
  是。他知道。 
  “他们只是不了解你。” 
  是。这他也知道。她的两个姐夫,一个是副教授,一个是年轻有为的画家…… 
  他不睡了,坐起来;拉开灯。从别人的眼神里感觉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感觉出自己对别人很有用,是一件来劲儿的事。他穿好衣服,坐在小桌前,铺开作家送给他的那沓稿纸,激动得手都发抖。他想抽那盒好烟,从抽屉深处找了出来。“点子”被吵醒了,在“小木屋”里叫。他把“点子”放出来,让它在床上走。他不断把稿纸展平,吹去落在上面的烟灰。按照商量好的写。总想着那个记者和“身残志不残”这句话。“点子”、纳闷儿地在床上走了一会,又飞进了“小木屋”,它认得黑夜。 
  他用了五个晚上,写了一篇万把字的小说。拿给那个作家看,作家捏着下巴,好一会没言语,最后说:“行,包在我身上。”后来,那篇东西发表了。他现在都不愿意管它叫小说。这么多年来他只发表过那一篇,但那却是最大的失败,或者说是最大的屈辱。 
  “是个人都想赚点稿费了!”有人说。 
  他没太在意,认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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