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
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
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
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
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
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
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
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
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
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
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
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
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
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
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
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
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
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
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
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
重要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
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处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
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
客观地说，尽管第一部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
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明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
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
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
就现的第一部发表看法。
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头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
它只带来更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
我急迫地、但也晚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
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
些素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
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
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
同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
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着一
声“我的新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
“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首无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
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
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记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
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异虚作
假”，同时不神经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
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
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
葛亮的架式来郑重“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斜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
观念”。
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
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
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
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
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
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家从观念上看到的那
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
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结”？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
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
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
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袭。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
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
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
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
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
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
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
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
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
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
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
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
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
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
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
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
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
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
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
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
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
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
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
乐。我同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