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了利、成、生、与、乐、喜和害、败、杀、夺、苦、怒，最后指出爱民之道应该“有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我想知道治国的根本道理。要使君主受到尊崇，民众得到安宁，应该怎么办呢？”
太答道：“只要爱民就行了。”
文王问道：“应当怎样爱民呢？”
太公回答说：“要给予民众利益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使民众取得成功而不败坏他们的事情，保护民众生存而不无辜杀害，给予民众实惠而不掠夺侵占，使民众安乐而不要让他们蒙受痛苦，让民众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愤怒。”
文王说：“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民众不失去职业，就是得到利益；不耽误农时，就是促成了民众的事情；减省刑罚，就是保护了民众生存；少征收赋税，就是给予民众实惠；少修建官室台榭，就是使民众安乐；官吏清廉不苛扰盘剥，就是让民众喜悦。反之，使民众失去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败坏民众的事情；民众无罪而妄加惩罚，就是杀害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对民众的掠夺；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榭而疲劳民力，就会增加民众的痛苦；官吏贪污苛扰，就会激起民众的愤怒。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统驭民众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妹那样，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痛，对他们施行赏罚就象自己身受赏罚，向他们征收赋税如同夺取自己的财物。这些就是爱民的道理。”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①，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② 则与之，俭宫室台榭③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④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
【注释】
①务：要务。
②敛：征收赋税。
③台榭：台，高而平的建筑物。榭，在台上盖的高屋。本为存放武器之所，后成为游观之地。
④驭：驾驭，治理。
【例证】
唐朝贞观年间，“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这一和平繁荣的大治景象的出现，同唐太宗李世民的爱民政策密切相关。
唐朝是在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隋末农民起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以隋亡为戒。他把君主比作舟，把民众比作水，认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治国必先安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因此，把“存百姓”作为治国的大政方针。“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存百姓的关键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所谓“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从这一思想出发，唐太宗采取了许多重农措施。如推行均田法，奖励垦荒，实行租庸调法，轻徭薄赋，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去奢省费，躬行节俭。当时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状况，但唐太宗坚决不答应。因为“崇饰宫字，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等。
由于上述政策的推行，经济迅速恢复，社会趋向稳定，几年之后，便出现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的太平盛世景象。
大礼第四
【提示】
大礼，是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本篇首先阐明了君臣之间的行为规范：君主应体察下情，普施恩惠；臣下则应服从命令，安分守职。接着从“主位”、“主听”、“主明”三个方面着重论述了君主应具备的行为规范和品德修养。强调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应该是怎样的？”
太公回答说：“身为君主最重要的是洞察下情，作臣民的最重要的是驯服恭敬。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臣民，驯服恭敬应该不隐瞒私情。做君主的要遍施恩惠，作臣民的应安守职分。遍施恩惠，要象天空那样覆盖万物；安守职分，要象大地那样稳重厚实。君主效法上天，臣民效法大地，这样君臣之间的礼法就圆满构成。”
文王问道：“身居君主之位，应该怎样做？”
太公答道：“应该安详稳重而沉着清静，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善于施惠而不同民众争利，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处理事务公平正直。”
文王问：“君主应该如何倾听意见呢？”
太公答道：“不要轻率地接受，也不要粗暴地拒绝。轻率接受就容易丧失主见，粗暴拒绝就会闭塞言路。君主要象高山那样，使人仰慕不已；要象深渊那样，使人莫测其深。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点。”
文王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洞察一切呢？”
太公答道：“眼睛贵在明察事物，耳朵贵在敏听意见，头脑贵在思虑周详。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意见，就能无所不闻；凭借天下人的头脑去思考，就能无所不知。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汇集到君主那里，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
太公曰：“为上唯临①，为下唯沉②。临而无远③，沉而无隐④。为上唯周⑤，为下唯定⑥。周则⑦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⑧，拒之则闭塞。高山仰止，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
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⑨并进，则明不蔽矣。”
【注释】
①临：居高临下。引申为洞察下情。
②沉：深沉隐伏。引申为谦恭驯服。
③远：意为疏远民众。④隐：隐匿私情，不尽忠诚。
⑤周：周遍，普遍，意指普施恩德。
⑥定：安定，稳定，意指安分守纪。
⑦则：意为效法。
⑧守：操守，引申为内心的主见。
⑨辐凑：辐条内端集中于轴头。凑，同“辏”，会合，聚合。
【例证】
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是本第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信”则亡的历史教训，证明“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于君主来说，兼听就会天下大治，偏信就会天下大乱。唐太宗听了“甚善其言”，完全赞同。他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他曾对大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正因为认识到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所以才鼓励臣僚极言规谏。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宫，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无人敢冒犯天颜。唐太宗为了让臣僚极言规谏，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每次听取谏言时，总是和颜悦色，态度诚恳。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对于敢直言劝谏的人，不仅不加责罚，反而给予奖励。有个人被判死刑，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不该处死，怎么能滥加酷刑呢？太宗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马上改进，并赐给他价值百万钱的公园。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不过是件小事，奖赏太重。唐太宗却认为，重赏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奖赏这种敢于进谏的行为。由于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乏事蔚然成风。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延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其中最杰出的是魏征。在君臣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征始终以直谏著称，唐太宗对他也往往是言听计从。魏征去世后，唐大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为此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宣言无隐。
“贞观之治”清明政治的出现，同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知过能改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