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攻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韩安国卒。
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取河南地。尽逐白羊，楼烦诸部，远征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至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音斗）辟县造阳地予胡。］
经此役，卫青全部收复秦河南地，置朔方、（此乃用主父偃之计。《史记》：“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戌漕，广中国土，灭胡之本也。”）五原郡。遂据之以为出击匈奴单于王庭之正面根据地。
［钱穆谓：“是时汉都在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威胁。卫青取河南、置朔方，自是长安始无烽火甘泉之警。”
汉与匈奴东西横亘，匈奴单于庭偏在东，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军便于出西。建城朔方，同时弃上谷之渔阳地予胡，此为汉庭弃守为攻之大战略。此后匈奴于两翼皆大受汉军之威胁。］
［元朔二年卫青夺取河南地后，汉武帝曾颁诏嘉奖，道：“今车骑将军事，度西河，至高阙……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奚旧塞，绝梓岭，梁北河。”
《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地理志》云：“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汉临戎县在今日内蒙古磴口市北，其北的“连山”非狼山莫属。汉代“土俗”称狼山“中断”处的要塞为高阙，说明高阙地名在河套一带行用已愤愤
久，不是史家新造。《水经·河水注》说今狼山口“两岸双阙峨然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汉代至北魏河套一带的居民一向称狼山中断处的要塞为高阙，正是高阙在狼山的强证。
高阙是一处军事要塞，《史记》所述与高阙有关的战事，反映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高阙与河南地区关系十分密切。赵武灵王古领高阙前后，大约河南地已归入赵国版图；战国末年赵国失去高阙，河南地也同时丧失，所以秦统一后有连取高阙、河南地之举。奏末河南地再度为匈奴占据，直到汉武帝元二年才重新收复，而收复河南地的关键仍是高阙的夺取。司马迁把古据高阙当作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功极盛的标志大书特书，字里行间实寓有高阙得则河南地安的含义。战国秦汉时“河南地”的中心区域在河套一带。］
夏，募民十万口徙朔方。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从主父偃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灾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时选强豪大姓不得族居。（《后汉书》郑弘列传注引《谢承书》）］
关东大侠郭解亦在徙中。郭解拒命，乃族郭解。王太后为郭解请托，武帝从公孙弘议峻拒之。
［元朔二年（前127年），大侠郭解被捕获。侦讯表明，其亲手杀人案皆发生于朝廷颁布大赦令前。而在大赦令颁布后他的党羽犯下的杀人案，他则一概不知。按律郭解应无罪释放。在朝廷议决这一案件时，公孙弘却主张族灭郭解一家。理由是：“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
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
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族灭了郭解一家。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班固、荀悦之口肯定公孙弘建议族诛大侠郭解。王夫之则说：“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
司马谈以故交，安置郭解遗族于夏阳（韩）。］
秋，燕王定国有罪，自杀。国除。
出主父偃为齐相。主父偃跋扈贪赂，收诸侯金。
诛主父偃，族其家。
［“主父偃方贵幸朝，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惟孔车收葬之。武帝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1岁元朔三年（B126，乙卯），31岁。
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谷蠡，即骨嘟，疙瘩）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降汉，封为涉侯。
三月，诏大赦天下。
王太后薨。
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初设内外朝。遂以卫青主内朝，公孙弘主外朝。
［“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者，大司马、大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希见卿相。（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始通西南夷。
张骞自大月氏归，拜为太中大夫。
张骞去国计十三岁。张骞带回匈奴周边及西域形势地图。帝喜庆，令民大哺五日。
夏，匈奴数万骑攻入塞，杀伐郡太守，略千余人。
秋，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河南地而筑朔方。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甚众。
以中大夫张汤为廷尉。
［廷尉，主司法狱政。相当于今之公检法总长也。］
使卫青部将苏建筑朔方城。
命卫尉苏建（苏武之父）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襄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
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凡十万余人。大胜，斩首万五千级。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2岁元朔四年（B125，丙辰），32岁。
冬，行幸甘泉宫。
夏，匈奴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每路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以董仲舒为胶西王相。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3岁元朔五年（B124，丁已）33岁。
冬11月，免薛泽丞相，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以布衣为丞相封侯自公孙弘始。
［夏六月，诏“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辄罢之。又，吏通一艺以上者，请皆选择以补右职。”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六月，公孙弘与太常、博士一起上书汉武帝，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的建议：
“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此外，还有任儒生为左右内史、太行卒史、郡太守卒史、中二千石属，郡属等职的建议。此一上书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为广大儒生入仕开启了一个畅通的门径，使西汉的官吏成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公孙弘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朔五年（前124年），弘向汉武帝提出了为太学博士置弟子、复其身和以学业状况任官的一整套建议，得到了武帝的首肯。这样，儒生入仕就有了规范化的门径。随着同刘邦一起创业的武将功臣从政坛上消失，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成为历史陈迹，一批又一批的儒生跻入汉帝国的庙堂，西汉官吏“彬彬皆文学之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经过卫绾、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使西汉的统治思想基本上完成了由黄老之学到儒学的转变，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此一转变，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孔子、孟子、荀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与政治的结合还仅仅是大师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那么，到西汉建国伊始，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就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叔孙通制朝议，张苍定章程，使汉高帝刘邦从实用的层面上认识了儒学的价值，因而才出现他以太牢之礼曲阜朝圣的场面。但此后惠、文、景时期由于黄老之学的兴盛，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暂时中断。不过，由于汉初一批儒学大师的努力，使儒学的勃兴形成了不可阻挡之势。而在董仲舒之手推出的新儒学使汉武帝认识到它巨大的思想价值。由此，导致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出台。
在推动此一政策出台和此后实践儒学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中，公孙弘以丞相之尊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推动了儒学与刑法的结合。此后在两汉司法实践中盛行的“《春秋》决狱”，他应该是重要的启诱推动者之一。汉武帝时期执掌司法权的张汤就以公孙弘为老师，时时请教之。］
［孟祥才云：“公孙弘主要是专以儒术谋求禄利的儒士。不是专治经学的儒学家，不是学者型，是官僚型人物。同学术领袖董仲舒不是同一类型，不是以儒家经义为最高原则，用经义指导政治、规范政治，而是以圣旨为唯一的最高原则，以经义服从政治。］
［董仲舒以“从谀”斥公孙弘。司马迁、班固评公孙弘“希世用事”，“习�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