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不在想象中生活，她既是明星，又是千千万万的柴米妻子之一。她入世的时候一身光芒，出世时又能回归平凡。
胡蝶是那个年代的美丽代表，芙蓉如面柳如眉，而且是一个懂得入世的美人。
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女子，承接着整个社会的目光，我们可以想象她不可避免的一些是是非非。而身在乱世，自然也是谁也不能判断有什么样的磨难可能等在前面。事实上，胡蝶所遭遇的坎坷，远比普通人要多。“九一八”事变之夕，盛传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拥胡蝶而舞，以致马君武作诗讽咏其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一时间，胡蝶“美人祸水”的说法沸沸扬扬。而最让人们熟悉的，是胡蝶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段往事。1942年香港继上海后沦陷，已经息影的胡蝶同家人在香港避难，日本人想利用文化名人宣传“中日亲善”，请胡蝶演观光片《胡蝶游东京》，胡蝶谎称怀有身孕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为寻找在途中丢失的全部家当而与戴笠有了牵连。50年后，她在《在重庆的日子》一书中回忆这些时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惟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平和地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这就是胡蝶：体验到时世的苍茫而又能够淡漠从容。她积极地入世，并能够在每一次事到临头时水来土掩。从她的一生里去找寻，我发现她基本上不去问为什么。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开始了少女的初恋，对象是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1927年3月22日他们在上海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男人的臂膀却没有掌一盏黑夜中静静的灯，事事要依靠未婚妻的全力入心照顾，开销都是胡蝶拼命拍片的片酬。苦撑到了后来，林雪怀近乎无赖的行径使得胡蝶心力交瘁，胡蝶却没有像一些女人走进认命的套路，自己拼命拍片，打拼了一年，“蝶雪解约案”有了结果，与后来她托付了一生的潘有声结为夫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胡蝶处理事情的理性和决断。一个女人，感情的归宿总是要体现在美满姻缘上才有幸福可言，千百年来这对女人几乎就像是修炼成仙。事实上可以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现在依然如此。人类生生不息，但还是必须承认社会的男性主流现实。
胡蝶的入世，就是如此真切地体现于她的直面现实。她应该是本能地领悟了女人的天生弱势，因而人们看到她总是微笑着，一生里足迹连起来就是一条溪水，一路迤逦，弯弯曲曲中裹挟着自我的光辉和才情，维系着她对事业、个性和生活的坚持。像遭遇红颜祸水的误解、与戴笠在三个年头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以及后来在1957年丈夫潘有声病倒住院，转让了与丈夫一起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和胡蝶牌热水瓶的所有产权，丈夫的生命仍未保住的凄苦难熬，所有这些让很多人都会觉得痛不欲生的打击，胡蝶都不在她的人生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强化她的幸与不幸。她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的可触可感，清风明月而且一如既往。
曾经听到一首歌《不明白》，歌里说：天空的云是怎么飘，地上的花是怎么开，我从来不明白。春天的风是怎么吹，冬天的雪是怎么落，我从来不明白。从胡蝶这样一位女子的身上，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没必要去明白很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不如考虑改变我们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而如果能以此种心态处之，所有的发生也就是常态而已，反倒容易找到解决之道。
很早的时候，胡蝶就说过浮生若梦的话。那是1935年，胡蝶28岁，在苏联参加国际电影节，突然听到了同乡同行好友阮玲玉服毒自杀的消息，胡蝶先是不信，说道：“怎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口气，潸然泪下：“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副面孔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尤其使我难过的是，我们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见一次，便成永诀。浮生若梦，世事的变幻太让人惊讶了。” 有人认为，“胡蝶貌美，玲玉艺佳”。其实她们是各为类型。看了一些她们的资料片，看到胡蝶演的戏都比较静，而阮玲玉演的戏大多比较活泼。然而在生活中她们的表现完全相反。生活中的阮玲玉忧郁沉默，对自己身处之境专心致志。胡蝶长着翅膀，只待稍有风吹草动，便干净利落地飞到空中，尽其可能去脱离险境。她知道自己的渺小，飞到空中便好像没有了踪影，所以她老练世故，善于交际，合群而又善忘，凭借着柔软的身段与机智，她低调地找寻着与社会与人群的水乳交融，这样无论为蝶还是作茧，人们都很容易接纳和宽容她的美丽与不美。比如那时有一位“封面女郎”貂斑华与胡蝶长相极似，当胡蝶欧游归来，在轮埠上有记者举以相告。胡蝶不经意地一笑道：“哪里，应该说是我像貂斑华才对。”
为人落落大方，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五六分像宝钗，二三分像袭人，一二分像晴雯。
再早一些的时候，胡蝶由天一公司到明星公司做演员，这时宣景琳是明星公司的当红名旦，两位女明星碰在一起，很容易当仁不让。宣景琳当时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就此不在。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所谓睹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了局。胡蝶是一个长寿的女人，从1907年到1989年，在她80多年的一生中，该经历了多少变数，有多少选择会是情非得已，有多少快乐背后隐藏着无奈和悲哀，旁人都只能隔岸观火。而当事人的胡蝶自己，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来，恩怨纷争都是薄衣过得残冬的风轻云淡，一生的往事如云彩彼此拥抱，化为春雨清脆婉转敲击在玻璃窗上，发出好听的声响。
我于是又想起胡蝶在回忆阮玲玉时的一段话：“我到欧洲之前，到她家去第一次没有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她女儿小玉。后来又去了一次，她刚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这次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于此，我也就想，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的悟性能否了悟这只蝶的生存法则呢？我是觉得，她让我有机会看到水做的女人水的能量和热情的释放，完成了那惊艳绝伦的一瞬，再别无遗憾地万川归海，也就少了一些的悲天悯人吧。虽是说今天的我们已不是胡蝶的时代，但无论远了近了，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不必要等到很久才会明白什么是年长岁老。来来往往里，一些人告别了，一些人还在，时间也总是在流变，但又有谁能够说，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年代里肯定看不见你与我呢？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胡蝶的生存智慧跟她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是有些关联的。她原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父亲胡少贡在胡蝶很小的时候就在京奉铁路线上当总稽查。在胡蝶16岁进入到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前，她一直随家人奔波在铁路线上，四处迁徙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胡蝶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在阅人历事中积累了人情世故的经验，也多少让她耳濡目染了生存对舍与得的要求，漂泊不定的住所，不断的放弃和远离，客观上是容易让一个人在得失取舍上就事务实的。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常态也不过如此。我记得是在《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一书里，看到过博尔赫斯说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但是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谜，而人们无需知道得更多。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他许是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吧。而相对于动荡中求生的人们，合理不合理却只是一种矫情的奢侈。香港沦陷时，胡蝶就看到了影界姊妹悲惨的遭遇：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日军当着新郎的面扒下了她洁白的婚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胡蝶的忐忑和如履薄冰。她要挡住多少掠夺的手和窥视的心呢？令人惊奇的是：灾祸、动荡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极端或者僵硬无情。她也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子，在电影里，她经常饰演富家小姐和贵妇人，生活中她却是做得了柴米夫妻，是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息影后更是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