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时，用放弃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烛照生存的虚空。因此，在本质上它标志着女性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眷顾程度，标志着女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此意义上讲，阮玲玉的自杀，象征着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如此，对她的了悟，就像面对初生的婴儿，让生存着的我们更新。
于是我想，所谓女性解放，最实质的意义应该是心理的解放。走向社会、经济独立，不过一种解放的表象罢了，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而快乐当然应该是单纯的：只是因为快乐而快乐，这样单纯的快乐也才是真正的快乐。
然而我盘缠的思绪却没有轻盈起来，就像我的语词和思想永远抵达不到内心的边缘，我也终是不能在时间的河流和溪水中，寻找那属于女性智慧的清泉。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生活本来的不确定性。也由于此，我们每个人便都保留了自己的梦想的空间。
我忽然想起，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开启那些倘佯于旷野要看先知的人： “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吗？那穿细软衣服的在皇宫里。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
是的，他们去到旷野，是要看先知，而不是看在风中摇曳的芦苇。但他们却认得出风中摇曳的芦苇，反倒认不出旷野中先知预备的道路；认得出旷野中的先知，反倒认不出那先知所见证的在他“后来的”、比他“更大的”先知。
这就是人的不知或不智： “看是看见了；却不知晓。”
去承受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终归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使命。不过有些女人靠本能获得这种能力，有些女人靠自觉建立了这种能力，一些女人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既对既往充满怀疑，又充斥了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因自我精神的弱势而演变为综合的弱势地位。
阮玲玉让女人们怜悯，并且自醒。这不需要男人们的同情。
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人言可畏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
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
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又正是对自我生存能力的自我否定。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 午夜致唐季珊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两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 《思明商学报》刊登的遗书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
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阮玲玉的养女）。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两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张爱玲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1）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更喜欢苍凉的，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更缺少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回味，就是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对于三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很多时候了，张爱玲对我就像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想得到或是想不到的某个时刻突袭而来，让我彻骨地疼痛。一个人能对另外一个人如影相随般虚化为一种情绪，这个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张爱玲当然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但不同凡响却并不因为张爱玲是一个留在了史迹中的女子，普通人对普通人也可以不同凡响，只是涉及到的人的范围不同而已。而留在史迹中的人，也不是都可以在客观意义上用上不同凡响的说法的。我以为，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在你的身体里植入了一颗类似炸弹的东西，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不可忽视了。这就是一种情绪。如果自己不能意识并超越，这样的情绪便在人的身体和感受里四季流转，经不住某个时刻某种不经意的感触一碰，就轰然炸开来，让人快乐或者难受。
那天下着雪，漫舞的雪花，一片片，一瓣瓣，使天地斑驳。我踏着昆玉河上的坚冰，被这样的情绪包裹着，走在雪天里。我的四周是一片北方冬天的苍茫，树木都只剩余了枝桠，仿佛是一些旧迹在静默不语地望天。我踩着的这条昆玉河的河水连同它的四季，都封存在我脚下的冰层里，这些横陈了一河的坚冰，在我的脚下像是那些水亡故后的遗骸，说古忆旧一般的，让人忘记了它在其他的季节里有过的碧波荡漾，曾经的青春不再，生命的流溢在这冰层里沧桑咫尺。
这样的情绪和感受，使我陷入某种虚无或是迷失，我被这种无法准确言说的内心销蚀着，不能相信世上确实有人、有事物的存在或者发生。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近日里我一直在面对张爱玲的缘故。这个民国的旧女子，那么毫不掩饰地道破人生的本质，像暑季毒辣的太阳直灼且铺天盖地烤焦人的心田，又让人总是要由衷地折服她对生之体验的直觉和直面人生的勇敢。就此而言，她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我甚至以为，在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揭示人的内心和人生的本质上，她比鲁迅更能影响读者。鲁迅用的是一种理性或理念的锋利，而张爱玲用的则是女人的直觉、细腻和本能。所以，张爱玲对读她的人、对读者，就像一个诱因，牵动人的五脏六腑。
我体味着这个女子，觉得需要出来拼命地奔走，直走到没有气力。就是现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是被这种感受困扰着，只是想再有那天一样的雪和空寂，可以幸灾乐祸地踢着死去的河水尽情地欢叫。
对张爱玲，很多人都不陌生。她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1941年投入文学创作，两年后，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以早慧的天赋创作在当时的上海大红大紫。这是她八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她标新立异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奔涌着她的名字，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同时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拨云见日般怒放。这样的姿态，使她的一生起始便在巅峰，出手便不凡。这是她有生中一段短暂而奢华的演出。此后，她一生的创作都在靠着自己这个豆蔻年华时期的几部作品说话；她后来悲怆的命运，凄凉的晚景，只是徒劳地为着收拾这场奢华的残局。
1995年，她在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故于美国洛杉矶。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故去了好几个时日，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空旷的屋子里，她躺在行军床上，比活着来得更是寂寞。
也许她不认为这是寂寞。她许是会说，因为生命的结束，没有意义的人生因此才产生了景象。如果是怀着这样的情感去迎候死亡，我想，她在晚年的自己守望自己的日子里，在守望死亡的最后的生命时光时，她应该是平和而平静的，她是这样在同死亡对峙。
所以，当时她的身边不必有人，也无须有别人。
这像她的某篇小说，更像她的
散文在直白地道出事情的本质：人们不愿承认或者故意去忽略的“那么回事”。这就是她对生命、生活的虚无感，也是她作为一个作家对读者的残忍。我以为，人们，尤其是生性敏感的人们，都是很容易产生这种虚无感的。所以我们才要去追求美好，甚至在一些时候要沉湎于某种幻觉。这是一种需要，或者是人的某种本能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或者叫向往其实也只是一种人所需要的幻觉而已。张爱玲却打碎了人们想要保留的这份情怀，道出了人们不想提及的某种现实。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女人，张爱玲都是一个极端的范本，一个在多变的时代中由于多舛的境遇强化了某种天性的个性鲜明的存在。她以冷漠而绝望的内心拷问人生，又在世俗的日子里热爱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