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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种魔咒的符号，如她19岁时写的《我的天才梦》中的名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几乎可以说是她一生的写照，像一个谶语一样使她在事业、情感、生活中一生受着这种咬啮性的销蚀。也几乎可以概括她的作品给读者的百味杂陈。
比如《金锁记》里她写的曹七巧。曹七巧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张爱玲却用文字改变了她，把有着最世俗情欲的她许配给了一个身体不健康的大家庭里的男人，又在她眼前安排了一个她心仪着却又不属于她的男子。她同时让曹七巧承受多重的压力直至饱和点而变态：在给别人痛苦并看着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变异的满足感。然而，不管是被折磨，还是折磨着别人，曹七巧在母亲的教诲中记牢了要抓住男人、抓住金钱，等等。只是她用了一生，却是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这是小说人物的虚无，也是张爱玲自己的精神人生。
张爱玲的长篇代表作《十八春》是一个姐姐和姐夫合谋陷害妹妹的悲剧。一系列懦弱的、矛盾的，或者玩世并龌龊又可怜的形象，借着一些虚构的人物显露作者的追问和挣扎，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心迹。这是张爱玲的小说。
很多人说，张爱玲这样写小说，有这样的内心，因为她的家庭、成长、经历。她生在官宦人家，祖父张佩伦是清朝末年大名士，伴光绪皇帝左右。中法战争时，以一介书生统兵与洋枪洋炮的法国鬼子对阵，兵败后被朝廷革了职，发配到了边疆。数年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做了李家的女婿。这样热闹的家庭，张爱玲却是进入得太晚，她出生时，家道已开始衰落，父亲是封建遗少、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母亲却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父母由争吵而离婚，后来的继母不淑。如此，张爱玲的童年在进出有汽车接送的同时却又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零花，得不到父爱和母爱，只好逃出家庭。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转读香港大学，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业未竟就遗憾地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以写作谋生，一举成名。这时的短短几年，是她一生最耀眼的日子。海派的文化放大了她的女性特质，她直觉的敏感孕育了文字的聪慧，青春的资本给了她目空一切的生机。静默里她雷霆万钧般出众，人群中她万里无云一样光彩夺目。除了才华、作品、名气，那时她的人也是活色生香。她用大红大绿的配色做成旗袍出门上街，临场拿起沙发罩布做披肩，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她标新立异喜欢着奇装异服，精致地生活在人们的眼里。她的十足个性，引领潮流，和不可阻挡的气质，让很多的人惊艳、赞叹。然而，这时的上海因为战争也是沧海桑田，有识之士远走他乡，她自己又不屑于那些浮光掠影的溢美之词，于是不问缘由、不问经历，以一种游离时空的生活态度，使她在23岁的时候爱上了38岁、有过两次婚姻又经常移情别恋的有妇之夫胡兰成，爱路至此无涯。这段情路刻骨，让她体验了“恋爱中的飞扬与放恣”。胡兰成终究是懂得她的，虽然这种懂得很是短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正如她在散文《爱》中写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所以她不计较。这种不计较放在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却是没有美感的：“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的一颗朱砂痣。”
于是她终于死了心，终于知道“落花不再返枝，流水难以回还”。却再也找不回以前创作的感觉了，她创作的巅峰过去，后来发表的作品也不再具有震撼力。后来她以完成因战争终止的港大学业为由，申请去了香港，后又转道美国。在那里，35岁的张爱玲邂逅了65岁的左翼文人赖雅，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居无定所、事无定职的张爱玲备感凄凉和无助，面对赖雅的关心，使落寞中的张爱玲有了依靠之感，更何况赖雅没有其他文人的清高与歧视，并对她的写作感兴趣。可是他们的婚姻也并不幸福，赖雅给过她爱与温情，还有安全感，但是由于年老多病，赖雅带给张爱玲的更多的是精神上和经济上的重负，经济的窘迫，生活的压力，不仅增添了她的忧愁，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在与赖雅的11年婚姻中，一方面她不得不为了赖雅的病而放下创作去尽心照顾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生计拼命写作，可是这样功利的写作无疑会是心浮气躁的，没有了内心的宁静和超然，哪会有好作品产生？何况经历了两次伤心的爱情与婚姻，她的灵气与才华已消失殆尽，写出的文章也如新瓶装旧酒，毫无创意。
也许爱不是怀念，不是热烈，而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以上种种，自然是与她的小说创作攀缘着的。事实上，张爱玲是一个用本能和感性写作的作家，她是自己的所见所感的记录者。她编那些故事，一方面，是她有条件看到过类似或者差不多的生活，一方面却是她懂得那样的故事能牵引着读者跟着她走，这许是人的本性之一种吧：向往着美好，却又容易被悲剧动摇内心。
这种本性或许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本能里便有悲天悯人的情结？无论如何，我倒认为，张爱玲是那种本性凄凉的女子，这种本性凄凉，是来自骨子里的，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忽略和克服，所以她能创作出那些像诱因一样的小说。这不是能不能编故事或者能编什么故事的问题，而是作品的一个整体氛围。氛围不同，给读者的感受不同。这也是同样是写人的丑陋，张爱玲与鲁迅的小说全然不同。
在生活中，张爱玲却又是另外的姿态：该放就放了； 该忘就忘。很多的事，没有因，没有果，却依旧上演。一些的爱，没有缘，没有盼，却依旧沉醉。这是因为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看透了人和事的本质。她的这种生存态度，在她的散文里比较刻薄地体现着：以遁出的姿态把读者停留于苍茫的可感可知； 并用冷眼看世情点出一针见血的结论让读者无路可逃。在对婚姻的阐述中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描绘着人们熟知的平常日子，忽地就总结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认为抱着基督的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圣母“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灰了心，灰了头发”。她的散文就事论事地面对世俗生活，如同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小说和散文，都是张爱玲自己，也是很多人的内心种种。而人的内心完全呈现，却又会带来骇人的一种摧毁力，对美的摧毁力。就此而言，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自欺欺人或者被欺骗。张爱玲该是懂得这一点的，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于是便就事论事，难得糊涂。但她却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这是一种刻薄，更是一种冷漠和寡情，心硬如铁的人容易如此极端。张爱玲便是这样的人。这也便是她的人生。
我想，任何真正能读懂她和她的作品的人，心里恐怕都会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找她的文字来读。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以用她在《倾城之恋》里给人物范柳原安排的一段话来解释，这是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多种原因，在每个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都积聚着恐惧，对人生很多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事物和结局的恐惧。而恐惧的背景是悲情。张爱玲就是这样借助天赋直取人生的要义而抵达人的内心，满足着人们用别人的幻灭来化解自己的悲情的需要。这样的作家，往往也是歧义丛生的作家，各式各样的读者可以因知识水平的不同，或领悟精髓或攫取片断，而偏偏这些精髓或片断也是迷人的。危险正在于此。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