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 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战而胜之；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 攻击楚军本身。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 的灵活战法。
一切就绪后，吴军遂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楚司马薳越的意料，仓猝之中，他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而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接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乌合之众即散乱退却。胡、沈、陈军见状遂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当机立断，从三面突然出击，很快战胜了胡、沈、陈三国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齧。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许、蔡、顿三国军队见状，顿时军心动摇，阵势不稳。这时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 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又见吴军蜂拥而来，哪里还有作战 的勇气，于是纷纷不战而溃，乱作一团。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所 扰乱，已无回天之力，迅速陷于溃败。至此，吴军终于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鸡父之战，乃是吴军实行正确作战指导的必然结果。从兵力对比来说，当时吴军处于以寡敌众的困难地位；从作战态势来说，吴军也处于“后据战地而趋战”的不利位置， 但是吴军最后却打了胜仗。其原因在于吴军统帅部准确地判明和掌握了敌军的情况和动 态，巧妙利用了对方的弱点，坚决打破了“晦日”不宜作战的迷信习惯，灵活地运用了 示形动敌、诱敌冒进、设伏痛击、乘胜猛攻等一系列正确战法，从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 战役目的；实施各个击破，出其不意地先击溃部分弱敌，造成敌人的全线混乱，最终使 其失去抵抗力。 楚军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方面概括归纳起来，一是恃强好战，昧于 谋略；二是主将缺乏威信，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三是对吴军的动向 疏于了解和戒备，以致为对手所乘；四是临阵指挥笨拙，缺乏机动应变能力。所有这些 凑在一起，遂导致楚军在整个战役行动中陷于被动。覆军杀将，固其所宜也！
鸡父之战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吴国而畏罪自杀，庸碌无能的囊瓦担任了令尹要职。从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而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战争格局中逐渐趋于被动了。
战争篇 忽必烈灭宋之战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7 本章字数：3785
蒙古至元五年至十六年（南宋咸淳四年至祥兴二年，1268年—1279年），在蒙宋战争中，元忽必烈汗攻灭南宋，统一全国的作战。
蒙哥汗攻宋命丧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钓鱼山上）后（参见钓鱼城之战），忽必烈于中统元年三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闪电河北岸）继汗位，是为元世祖。忽必烈重用汉人将帅、谋臣，依仿汉法，改革官制，确立中央集权，建立了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的新王朝。四月，其弟阿里不哥于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剌和林）称帝。忽必烈为讨阿里不哥，暂与南宋息兵修好。南宋因政治腐败，致贾似道得以擅权。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为隐瞒开庆元年（蒙哥汗九年，1259年）乞和真相，网罗亲信，极力打击陷害有功将领。一批战功卓著的将帅，或被罢官，或被治罪而死，致使民心相悖，将士离心，战备松弛，坐失强兵固边大好时机。忽必烈在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参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又迅速平定李璃之乱（参见蒙古平李璮之战），政权得以巩固，即着手整顿军队，督造战船，组训水军，积极进行灭宋准备。在总结窝阔台攻宋及蒙哥攻宋得失的基础上（参见窝阔台攻宋之战、蒙哥攻宋之战），制定了先取襄樊（今属湖北）、实施中间突破、沿汉入江、直取临安（今杭州）的灭宋方略，从而开始了攻灭南宋的战争。
突破襄樊
襄阳、樊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西临关陕，东达江淮，跨连荆豫，是控扼南北之要冲。南宋视其为朝廷根本，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地，遂开府筑城，储粮屯军，经多年经理，建成为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军事重镇。忽必烈早在开庆元年攻宋时，就知襄樊地位重要，后经商挺、郝经、郭侃等谋臣建策，逐渐形成了先取襄樊的方略。忽必烈平定内乱后，经过五年的战争准备，具备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当宋降将刘整进献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时，即下决心，实施中间突破。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刘整率师攻襄樊，旋遣枢密副使史天泽、驸马忽剌出督师襄樊。史天泽、阿术、刘整针对襄阳、樊城城防坚固，宋军长于守城隘和水战的情况，采取筑堡连城、长期围困、水陆阻援、待机破城的战法，集兵10万围城，同时在万山（今襄樊西）西训练水军7万人，造战船5000艘，以增强蒙古水军力量。在蒙古军严密包围下，宋军七次援襄樊均被击败，守城军多次出击未胜。经五年围困，襄阳、樊城外援已绝，仅靠水上浮桥互相联系。至元十年，河南行省史天泽、参政阿里海牙等采纳万户张弘范、水军总管张禧建策，水陆夹击，先破樊城，置襄阳于内无力自守，外无援兵的境地，在诱降和军事压力下，吕文焕以城降。元军突破襄樊，宋廷朝野大为震动，急忙调整部署，把战略防御重点退移至长江一线（参见襄樊之战）。
浮汉入江
忽必烈采纳将、臣建策，增兵10万，乘胜大举攻宋。命驻蜀元军进攻两川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合丹、刘整行淮西枢密院，博罗欢为淮东都元帅，分别进攻两淮，牵制宋军，配合主力攻宋（参见淮西之战）；命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率军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临安。并告诫伯颜勿妄杀，以争取人心。十一年九月，伯颜与阿术率军进至郢州（今湖北钟祥），遭宋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张世杰顽强阻截，为减少损失，早日入江，伯颜令军舍郢经黄家湾、藤湖（今湖北钟祥东、东南）迂回而进（参见郢州之战）。十月，元军集兵强攻破沙洋、新城（今湖北钟祥南）（参见沙洋、新城之战）。十一月，进至蔡店（今武汉汉阳西），欲渡江攻取鄂州（今武汉武昌）。鄂州地处汉水入江口，为长江咽喉，南北要冲，是南宋的江防重镇。宋廷为阻止元军浮汉入江，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万艘，控扼汉水入江口，权知汉阳军王仪守汉阳，权知鄂州张晏然守鄂州，都统王达守阳逻堡，荆湖宣抚使朱祀孙以游击军扼大江中流。十二月，伯颜以声东击西之策，使元军进占沙芜口（今武汉汉阳东），屯驻江边。继而避实击虚，强渡长江成功。遂分割包围破阳逻堡、汉阳军，攻占鄂州，完成了灭宋战争的重大转折。（参见鄂州之战） ，
进占建康
十二年正月，伯颜鉴于四川、湖南、江陵（今属湖北）等地未下，为保障后方安全，命右丞阿里海牙领兵4万镇守鄂州。自率10余万大军，令降将吕文焕为先锋，以战抚兼施之策，沿江东进。因沿江诸郡多系吕氏旧部，元军所至皆纷纷归降。二月，宋贾似道奉命督师13万，战舰2500艘，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至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进行阻击。因将帅各怀异志，临阵先遁，诸军一触即溃，致使宋军精锐损失殆尽（参见丁家洲之战）。元军东进至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江东运判孟之缙以城降。三月，元军至建康（今南京），宋沿江制置使赵溍弃城遁，都统徐王荣等以城降。镇江知府洪起畏遁，总管石祖忠以城降。偏师取饶州（今江西波阳）、宁国府（今安徽宣城）。广德军（今属安徽）、溧阳、常州（均属江苏）等地相继归降。忽必烈命伯颜行省于建康，阿剌罕为参知政事；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今属江苏），令其各守营垒勿进。命阿术率军攻扬州（今属江苏），阻其南援。
宋廷为挽救危局，相继发兵戍银树、东坝（今江苏高淳东）、四安镇（今安徽广德东）、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吴江（今属江苏）等要地。命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诸军张世杰自临安发兵三路北进抗元，先后收复广德、溧阳、常州等地。
阿里海牙率军于荆江口败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占领岳州（今属湖南）（参见岳州之战）。旋破沙市镇（今江陵东南），屠其城，征降江陵（今属湖北），招降澧州（今湖南澧县）、常德（今属湖南）、峡、复（今湖北宜昌、天门）、郢等州。阿里海牙用兵荆湖的胜利，为伯颜进军临安解除了后顾之忧。
七月，张世杰与平江都统刘师勇、知泰州孙虎臣率战舰万艘，以十舟为一舫，连以铁索，碇于江中，横列焦山江面，欲与元军决战，被阿术以水陆协同进击，配以火攻击败，损失惨重（参见焦山之战）。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临安危在旦夕。
会攻临安
忽必烈纳建康行省右丞相伯颜建策，乘胜灭宋。命右丞阿里海牙攻湖南，都元帅宋都带、左副都元帅李恒、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取江西，以切断南宋东西联系；命行省左丞相阿术率军攻扬州，阻淮东宋军南援；命伯颜率主力直取临安。十月，伯颜于镇江分兵三路南攻；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等为右路军，率步骑自建康经溧阳、广德攻独松关；同行中书省事董文炳、万户张弘范、两浙大都督范文虎等为左路军，率舟师经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许浦（今江苏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