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如松、杨绍程等；此外还有主张既封又守的前经略宋应昌，以及不封不守（只驳封贡，不提战守）的一些人。
总体上说来，战守派以人多势众占绝大优势。他们认为倭军封贡缺乏诚意，皆以罢封贡、议战守为言。河南道御史郭实是第一个上疏反对封贡的人，其后交章止封者，源源不绝。
但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沈惟敬取得了丰臣秀吉的“降表”回国，一举击溃了战守派的“围攻”。
但见“降表”极尽谦恭之辞，谦恭得不像是丰臣秀吉的口吻。指出造成这场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天恩浩荡，遍及遐迩之苍生”，连“渺微”的日本也想做“天朝之赤子”。屡次委托朝鲜传达，然而朝鲜却秘密隐匿而不闻。日本控诉无门，饮恨有自，不得已而构怨。总之俺是被逼的，一切都是朝鲜造成的。最后提出己方的目的，愿意“世作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
沈惟敬洋洋得意，拍拍胸脯道：“倭奴诚心效顺。现今如果遣一介行人前去告谕秀吉，则倭患可息。”
然而群臣仍然心存疑惑。他们认为倭人在海外素蓄不测之情，而釜山倭军又无撤退之象，再说表文真伪难辨，使者的口吻也不足为凭。
在此稍前，朝鲜王李昖遣谢恩使金晬等抵北京进方物谢恩，并泣诉倭军在晋州等地的暴行。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群臣大为震动，至此主战意识复据上风。一时言者多以为封贡非策，甚击将矛头直接指向封贡派头子石星。
万历帝不得已，诏令兵部集九卿、科道官会议。
二月二十七日，兵部尚书石星集台省诸臣于射所①，讨论封贡事宜。他向大家出示了自己的覆疏以及小西行长答沈惟敬书等资料。并宣布他的许封原则道：“一封之外，事无他事。不许粘带贡市，致日后不静。抚按査核釜山倭户，一人未归，不得许封。”
户科给事中王德完率先发问道：“外面传言总督贻书有‘贡市靳绝，能以身任’等语。此事可否当真？”
石星答道：“不一定。倘若强索贡市，只需革其封号便是。”
王德完等又问：“釜山倭户，肯尽数归巢吗？”
石星答道：“不一定。”
王德完等又问：“特差辽东巡按亲至釜山，査倭户有无归去，此事可行否？”
石星道：“不可。”
王德完道：“由此言之，则倭之封而不贡，倭之去而不留。毫无足凭，何能轻信？”
石星道：“倭人得封即扬帆而去，不再犯我。”
王德完又问道：“倭人如果进犯，如何应对？”
石星答道：“如有其事，后果由老夫与总督、巡抚三人承担。”
王德完道：“何足承担？三人即捐躯，其如二祖八宗之神器何？”
稍候，王德完又问：“辽左战士有多少？”
石星答道：“不过二千有余。”
王德完道：“二千之卒，何足抵御数万之倭？”
石星推托道：“户部粮饷无措。去年辽左巡抚请召募家丁三千余人，竟裁减八百余。”
王德完道：“帑藏确实匮乏。然而边境危急，何论惜财啊？”
这时，群臣接口道：“吴惟忠、骆尚志南兵应当留在辽左，不宜速撤。”
石星见说，答道：“已经回来了，不便再遣。”
王德完叹道：“这就是所谓鬼形面具，难以再用罢了。”
诸臣又建议道：“即有急事，朝鲜难出援。不如于旅顺口、鸭绿江紧要险隘处增兵戍守。”
石星却道：“多则乏粮，增兵五千可足用。”
因封贡派有将当时尚留驻朝鲜的刘綎川兵一并撤回之议，诸臣又道：“刘綎兵撤回，也要留住辽东。”
石星却道：“川兵难久留。不如募土著倭奴，皆可攻守。”
诸臣见他如此，唯相与咨嗟叹息而已。
次日，王德完即上疏道：
倭欲无厌，夷信难终。封之与贡，犹形影也。贡之与市，犹循环也。假令本兵总督阴予而阳夺之。先请封号，借明旨以箝廷臣之口。继请贡市快目前，以贻日后之患。则祸在作俑。是谓欺君二臣，何忍为此？假令秀吉行长阴叛而阳服之，偃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备，则患在噬脐。是谓误国二臣，岂忍蹈之？今若大衅复启，覆辙将寻。是沈惟敬误经略，经略误总督，总督误本兵，本兵误皇上也。
昔越王句践，一小国君耳。患吴之强也，而苦心焦思，置胆于座，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卒乃拊循士卒，训炼兵甲，遂以歼敌。今堂堂天朝，岂比蕞尔西越？诚肯赫然震怒，练将练兵，惩虚责实。当事诸臣，卧薪尝胆，矢画陈谋。见兔而急顾犬，亡羊而即捕牢。则习流何止二千，敎士奚啻四万。除凶雪耻，操纵随宜。苟玩揭岁月，如处堂之燕，幸火未燃，偷以为安；则延寇入室，养虎遗患，令外夷酋长，从傍窃笑。此义之所不敢辱也。
通政司左通政吕鸣珂也上疏举晋州之屠而叹道：“嗟呼！皇上费二百余万之金救朝鲜。乃不能戕倭，而反坐视荼毒如此。尚可以封贡结局耶？”又道：“先朝虽有封倭故事，原未有挟。今倭伐我属国，又杀川兵，是逆寇也，逆而封之为要挟。传笑外夷，青史讥焉。”因此他主张：“严谕责成御倭。总督实心任事，毋袭虚文。选将炼兵恳屯谨堠，驻辽左为朝鲜声援。其提督重任，别访廉而有谋、熟知倭情将领，择推充任。或领兵万余，蹔留朝鲜，考国人战守兵法事。”
户科给事中陈世恩上疏极言封贡非计，并道：“当此春汛方伊之时，力为攻战备御之图，持安攘之正计，斥封贡之邪说。倭或来也，务尽歼于境内，使一卒不返本国。”
给事中逯中立、徐观澜、赵完璧等，御史顾龙祯、陈维芝等纷纷上疏，大都同意王德完的观点。
因此，射所之议后诸臣不但未能统一意见，论议反而更加激烈。石星这下也坐不住了，于是上疏自辩道：“封不过是一个虚号；准许封，不过是一件虚事。勒之进退而后封，那么朝鲜因此得以保全，士马得以休息，这是实利。臣则以为：料敌宜审，当机贵断。贡市严绝，则窥窃无由。禁约严明，则句引可杜。在彼有不测之情，在此无可乘之隙。制人之术，不外于此。所以令小西飞至羁留详审，以待督抚奏报。倭兵撤退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员，前去勘实。如果倭兵尽退，而一无所别求。则用臣等封议，断然与之以示信。不退而别有要求则用诸臣罢议，断然罢之以示威。如果一面待封，一面入犯，即斩小西飞之头，传示以见必剿。如是许之有据，绝之有名。操纵在我，不为所制。而表文之真伪，使人之口情，即此可断，也有何损于天朝之举动呢！”
万历帝覆旨道：“国家大事，言者自言，断者自断。要在从长计处，原不相妨。卿受朕委托，但军国重务，既实见得是一一主张，朕自当虚心听从。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今后但有争论奏疏，宜两存勿辨，以观日后效验如何。不必一一题覆。”
石星得到皇帝的谕示，这才檄蓟辽总督、朝鲜经略顾养谦细探倭情，以使封贡之请不归于虚套。
（二）福建间谍
正当战守派和封贡派争得不可开交时，最关键的来自福建巡抚许孚远的一封奏疏最终使这场争辩定了论。
原来，一年多前，石星在遣师东征的同时，特密遣锦衣卫指挥史世用前往福建见巡抚许孚远，要前往日本侦探军情。许孚远密行泉州府同安县选取了海商许豫的船只，令史世用扮作商人，于万历二十一年六月一道同往日本萨摩藩。同行的还有海商张一学、张一治等，许孚远命他们赴日本京都、大阪一带打探倭情。
史世用、许豫等于当年七月初四日在日本庄内国内浦港登岸，这里离萨摩藩还很远。史世用侦知萨摩藩藩主岛津义久同许仪后随关白去名护屋，就于内浦与许豫分别，前往名护屋寻觅许仪后。
八月十三日，岛津义久、许仪后及岛津家臣幸侃②等回家。许仪后便随史世用于八月二十七日来内浦会见许豫，商议策反岛津等事。
九月初三日，许豫在许议后的引见后，备缎匹礼物，以史世用作客商，许仪后权作翻译，进见幸侃。幸侃道：“此恐非商贩之人。”许仪后答道：“也是大明一武士啊。”幸侃便将自己所穿的盔甲赠送给许豫。
九月十九日，因走露了风声，大隅州正兴寺倭僧玄龙前来内浦见许豫，问道：“船主得非大明国福建州差来密探我国动静之官吗？”许豫答道：“是。因你国侵伐高丽，杀害人民。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闻差游击将军来讲和好，我福建许军门听知，欲发商船前来贸易，未审虚实，先差我一船人货来此。原无他意。”倭僧将信将疑而退。
十一月，岛津义久、幸侃等又差倭使名黑田唤许豫再次试探前情。通事就倭僧玄龙与许豫面写对答，喜为足信，将许豫原买硫黄二百余担准载带回，仍奉文书一封、旗刀二事交付许豫进送军门，以图后日贸易通利之意。
万历二十二年春，许豫回国后不久，便整理侦探所得，并将接受自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等人的物品文书一封、旗刀二事、盔甲一副、倭刀一把、鸟铳一对悉数上呈许孚远。汇报内容为：
探得关白，姓平名秀吉，今称太閤王，年五十七岁。子才二岁，养子三十岁。关白平日奸雄诡诈，六十六州皆以和议夺之。
前岁侵入高丽，被本朝官兵杀死不计其数；病死与病回而死者，亦不计其数。彼时弓尽箭穷，人损粮绝，思逃无地，诡计讲和，方得脱归。
关白令各处新造船只千余，大船长九丈，阔三丈，用橹七十枝，中船长七丈，阔二丈五尺，用橹六十枝。豫访诸倭，皆云，候游击将军和婚不成，欲乱入大明等处。
日本六十六国，分作二关，东关名相板关，西关名赤间关，内称有船数千船，限三月内驾至千大溪点齐，莫知向往何处。又点兵十八岁至五十岁而止，若有奸巧机谋者，虽七十岁亦用之。
日本长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