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残明梦- 第71部分

两人再谈了一会，弘光帝当即宣布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右侍郎，巡阅江务。

阮大铖大喜过望，泪如泉涌，山呼万岁，叩头谢恩而出。

　

　

　

二

　

弘光帝虽明确表示任用阮大铖，但终究畏于清流派议论，还不敢授予实职。

到了九月初一日，安远侯柳祚昌再次上疏，催补阮大铖官。弘光帝这才予以正式任用，并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谏。

然而阮大铖的起用，还是在朝野掀起了轩然大波，清流派官员纷纷上疏谏阻。

刘宗周上《纠逆案邪臣疏》，说：“不去阮大铖，江左不得安宁。”但奏章一上，即受到弘光帝的切责。

光禄寺卿许誉卿、左通政使侯峒曾、吏部主事华允诚合词求去，不许。

姜曰广也上疏奏道：

祖宗会推之典，立法万世无弊；斜封墨敕，覆辙俱在。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间出，而以频出中旨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选大将、言官亦内传矣。凡此，皆力排众议，简自中旨者也；乃其后效亦可睹矣。且陛下亦知内传之故乎？总由鄙夫热心仕进，一见摈于公论，遂乞哀于内廷。线索关通，中自有窍；门户摧折，巧为之词。内廷但见其可怜之状、听其一面之词，遂不能无耸动；间以其事密闻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转而授之。于是平台召对，片语投机，立谈取官，有若登场之戏。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讲艺敷陈；但以未及畅语，至今隐恨。先帝既误，陛下岂堪再误哉！

天威在上，密勿深严；臣安得事事而争之。但愿陛下深宫有暇，温习经书，间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视之；如周宣、汉光之何以竟恢远烈？晋元、宋高之何以终狃偏安？武侯之出师南蛮，何惓惓以“亲君子必远小人”为说？李纲之受命御敌，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问小人”为言？苟能思维，必能发明圣性。陛下与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犹兽畜之以供人力俎也！

马士英见疏大恨。

此时，南昌建安王府镇国中尉宗室朱统釒类正候考吏部，想捞个官儿做做，他知朝中掌实权者唯马士英，便私下称愿为他出力。

马士英便密遣阮大铖起草奏疏，授意朱统釒类弹劾姜曰广定策时显有异志，词连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等，企图将清流派官员一网打尽。

疏入，高宏图以朱统釒类越职言事，票拟“究治”。

弘光帝闻知，御内殿，召众辅臣入，厉声道：“统釒类与朕一家，为何重拟？”

高宏图直言抗辩，马士英在旁默默无言。于是“究治”不了了之。

朱统釒类有恃无恐，再上第二疏列姜曰广“五大罪”：蒙蔽、纂逆、庇从逆诸臣、受贿、奸媳。

高宏图、姜曰广都托病不朝。

吏科给事中熊开元、礼科给事中袁彭年、通政使刘士祯等先后上疏为姜曰广抱不平，俱不报。

户科给事中熊汝霖奏道：

辅臣曰广，忠诚正直，海内共钦；乃么么小臣，为谁驱除？听谁主使？且闻上章不由通政，结纳当在何途？内外交通，飞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严行诘究，用杜将来，必至厂卫之害：横者借以树威、黠者用以牟利，人人可为叛逆、事事可作营求。缙绅惨祸，所不必言；小民鸡犬，亦无宁日：此尚可为国乎？

疏入，马士英票旨云：“这厮指朕为何如主？重处。姑罚俸三月。”

这时，马士英见驱逐忠臣的目的已达到，于是便对弘光帝道：“皇上有‘四仇’不报，姜曰广为其中之一。”

弘光帝一愣，道：“爱卿何出此言？”

马士英道：“皇上难道不知神庙时梃击故事吗？”

弘光帝想起当年祖母郑贵妃、父王朱常洵受到东林党人排挤的旧事，不由得黯然生恨。

马士英见目的达到，暗暗高兴，告辞而出。然后一面唆使刘泽清捏四镇公疏纠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一面又取出姜曰广初册立时给他的书信到处宣称：“策立陛下，非其真意呵。”

一时人人背后议论，都在说姜曰广拥潞故事，于是刘孔昭借此在朝房面唾姜曰广。

至此，在靠打击清流派人士的情况下，阮大铖终于上了台。

然而他的上台并非去实施他的“四策”与“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所谓复国大计，而是一面使出浑身解数，百般讨好弘光帝，亲献所作《燕子笺》等四部杂剧以供内廷演戏用；另一方面大肆排斥异己，残害忠良。

弘光帝又是选美女又是看戏，忙得不亦乐乎，朝事渐交马士英。而马士英又忙着他的事儿。此时西、北告急，羽书仓皇，而他却顾自以斗蟋蟀为戏，一时人称为“蟋蟀相公。”

偏安小朝廷，费用甚大，马士英便建言童子就试督学先上金，郡县各有份额。溧阳知县李思谟因不奉旨而行，即遭罢免。同时又公开卖官鬻爵，黄金价贵，京师号为“马金”。当时有民谣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张献忠自长沙浮桥济师，陷夔州，连陷涪州。进陷重庆，杀瑞王。破成都，杀蜀王。张献忠于是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一时东南大震。而被称“知兵”的新任兵部侍郎阮大铖却忙着泄旧愤图报复。

稍前浙江许都余党白头军再次起兵作乱。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奏：“东阳再乱，全因县官诛求激变。”于是命逮讯原东阳县令姚孙矩。

九月二十五日，朝廷再谕：“姚孙矩贪横激变许都，尚敢搜卖贼产，日事诛求，激成大祸，罪不容诛。左光先力庇贪令，毒流东越：着革职拿问。”罢浙江巡抚黄鸣俊，降巡按任天成。

此事其实并非马阮之流为许都主持公道。而是因为左光先为东林党魁左光斗之弟，与阮大铖有仇隙，因此借诱降激变之旧事陷害他。

那左光先闻讯，恐蹈其兄故辙，出逃得脱。

阮大铖又将当年在《留都防乱揭》上签名的东林复社诸人熟记在心，商议恢复东厂。并仿当年阉党的《同志录》、《点将录》等，造《蝗蝻录》。内列“十八罗汉”、“五十三参”等名目，入录者计千人有余，准备陆续杀害。

他上疏给弘光帝道：“东林老奸如蝗虫般遮蔽住明日，复社小丑像蝻虫般在田间乱窜，蝗虫是现实之灾，蝻虫是将来之祸，应该立即一网打尽。”

自然，带头在《留都防乱揭》上签名的黄宗羲、顾杲诸人更是不能逃此厄运了。

　

　

　

三

　

最先遭毒手的是复社领袖、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周镳。

周镳为当年《留都防乱公揭》赞画者，而且曾为“拥潞派”中坚。阮大铖对他恨入骨髓，上台后第一个要杀的便是他。

阮大铖亲自起草奏疏，暗嘱朱统釒类上奏，攻击姜曰广、雷演祚、周镳结党乱政。然而周镳为官清正，他无从下手。

正无计可施间，恰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周镳门人徐泽商揭露周镳从弟周钟“从贼”之事。

周钟原为崇祯末年庶吉士，数月前闯王入京，他投降了李自成。李自成败走，他又南下投弘光朝。他与周镳虽为兄弟，然而素有嫌隙。其门人也各为一党，互为水火。周镳门人以徐泽商为领袖，闻李自成劝进表有“比尧舜而多武功、方汤武而无惭德”，便扬言出自周钟之手。马士英闻知，便以此奏闻，立马逮捕周钟。

阮大铖抓住此隙，岂肯放过？便借此兴起大狱。周镳被牵连入狱，后来被矫旨赐死。

徐泽商本意借此除掉周钟，谁知竟然害了其师！

马士英、阮大铖借此兴起“顺案”大狱，除在北京何应征等二十二人三年后定夺外，所坐六等：

一等应磔，宋企郊等十一人；

二等应斩长系秋决，光时亨等四人；

三等应绞拟赎，陈名夏等七人；

四等应戍拟赎，王孙蕙等十五人；

五等应徒拟赎，沈元龙等十人；

六等应杖拟赎，潘同春等八人；

存疑另拟，翁元益等二十八人。

九月下旬，命法司逮问前罢免大臣吕大器。

可怜那耿直敢言的老臣刘宗周因弘光帝立，天下欢腾，只道易了新主，中兴有望。哪知自来南京后，目睹种种怪象，令他满怀悲愤，痛心疾首。因他接连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受到群僚排挤，马士英等甚至以杜门乞休相要挟。刘宗周见几番上书，如石沉海，失望之余，愤而上疏辞归。

弘光帝虽然听不进刘宗周的意见，继续我行我素。但却以希望刘宗周受事后“纪纲法度，风俗人心，赖为一转”为由加以挽留。刘宗周只得勉强受命。

此时，户科给事中陆朗与御史黄耳鼎以例外转兵备佥事。两人都不想外调，就疏章弹劾刘宗周，以刘宗周为“党首”。刘宗周杜门引罪。

此时姜曰广也因朝政日紊，内外交困，上疏求去。

于是九月初九，弘光帝以皇太后将至南京为由，加姜曰广太子太保，许其致仕而去。

次日，刘宗周也获准致仕。

户科给事中吴适奏道：“姜曰广、刘宗周历事五朝，贞心亮节，久而弥劲，应亟赐留。”不报。

刘宗周罢职第二天，陆朗即内批留用。

吏部尚书徐石麒奏道：“陆朗赃私应劣转、交通内臣，传留非法。”

陆朗见状，反过来弹劾徐石麒“结党欺君，把持朝政，无人臣礼。”

这时御史黄耳鼎也例出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暗中托人向徐石麒求情，不愿离开朝廷。而吏部尚书徐石麒执祖制不行。

马士英偏袒黄耳鼎，徐石麒力争不可。

黄耳鼎追持前陈新甲主款一案，反过来攻击徐石麒。

徐石麒于是称病乞休。

十月初一，徐石麒致仕，黄耳鼎得以复为御史。

罢斥了姜曰广、刘宗周、徐石麒等几位朝内大臣，他们又开始将目标瞄向最后一位清流派大员高弘图。

这时因给事中章正宸疏争中旨升张有誉，阁臣高弘图票拟不合圣意，弘光帝令再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