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我军插入敌中心阵地，敌土崩瓦解。10日，战斗胜利结束。邱清泉被击毙，李弥率少数残部逃跑，杜聿明下落不明。
杜聿明没有为蒋介石成仁，也没有逃掉，他就在解放军的俘虏群里。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粟裕正为杜聿明不见下落纳闷呢，忽然接到陶勇打来的电话：“司令员，我们这里发现一个自称为军需官高文明的战俘，很可能是杜聿明。”
粟裕一笑，说：“好，你派人严加监视，明天上午送到你的指挥部，千万不能给跑了！”
次日晨，陈毅、粟裕兴致勃勃地驱车赶到陈官庄东北地区陶勇的指挥所。不久，那位“高军需官”被送到。陈、粟、陶无不以礼相待，这位“军需官”终于承认：“我是杜聿明。”
淮海战役以它的伟大胜利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六、挥师过大江
人民军队统一整编，第三野战军诞生。穷途末路，国民党乞求“和淡”。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执行领导渡江作，战职能。粟裕对渡江作了三种估计。1949年4月20日晚8时。千里长江夹岸火红。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日历掀开到4月23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其残余兵力有220万人，但正规军只有146万人。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失败，这时已丧失向解放军进行进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作战略上的有效防卫。而人民解放军已在战争中发展400余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国土。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为此，1949年2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人民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将野战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五大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含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二师），滕海清汪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含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含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含第一○三、第一○四、一○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含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含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含第一○○、第一○一、第一○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谷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含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风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含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含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含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含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含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五大野战军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筹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政府出现动荡。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此时己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己成定局，这不是美国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事情，即使此时派兵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恐怕仍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但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到来，仍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出现“扭转潮流”的奇迹。
1948年10月，即辽沈战役开始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负责，不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曾夜访李宗仁，闭门进行长谈，表示愿意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是他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事情。他兴奋地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能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能获得美国政府对他“毫不含糊”的支持，他李宗仁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李宗仁官瘾大，但比蒋介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但蒋介石不愿下台，而且以蒋介石嫡系力主的国民党死硬派也千方百计反对。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期望能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
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并要美国派一高级军官直接参加指挥“和共军的作战”。社鲁门作出了使蒋介石大夫所望的表示。当月底，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国进行游说乞援，但效果也十分不如人意。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但还想做个好人，在12月中旬，“主动”地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下野”的方式来促成“和谈”。而在此时，桂系首领白崇禧首先抢过“和平”的旗子，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和共军进行“和谈”，对蒋施加压力。
同时，在白的授意下，湖北的国民党参议会、河南省政府等机关及其头面人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蒋介石“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国民党又在玩“假和平”，必须揭穿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8日，国民党政府乞求美、英、法、苏4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虽“隐”而下退，仍暗地里一心一意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战争到底。李宗仁成了一个实足的傀儡代总统，难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另一方面，李宗仁虽然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平、津、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