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有武力不能“消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1928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分割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孙科的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努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与一定的肯定，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
（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从积极意义上讲，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孙科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如下特点：
（一）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以经济建设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人民革命的发展，对于“平均地权”问题，还没有放置首要地位。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二十年代以来，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此时共产党武装力量刚刚兴起，孙科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
（二）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前提出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
三十年代，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指出，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孙科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有意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孙科声称，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内地主势力的退让。孙科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他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要害，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出专款，用于土地法的实施。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经费”。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三）
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呼吁打击地主豪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声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更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