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该职后，其实际权力“较总统制国家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权力又转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手。
如果说，国民党通过建立政府行政机构履行其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职责，同时又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白己的权威，那么，在社会生活的潜层，还有一种以恐怖和暴力为主要手段，以维护和强化国民党统治为目标的秘密组织的广泛的特殊活动。南京十年，蒋介石建立并逐渐扩大了直接从属于其个人指挥的国民党秘密组织，企图通过地下恐怖活动打击反对力量，实现国民党和他本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操纵下，这些秘密组织渗入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配合着1932年开始推行的保甲制，把国民党的影响向社会各个方面扩散，迫使社会公众在政治恐惧中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认知。
３、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民党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工具，但在其与国民党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三民主义丧失了整合社会的功用。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开始建构党化意识形态。国民党自认为它高于北洋军阀的另一方面即在于它有其三民主义的理论系统。国民党统治的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包括三个方面：（1）英英民主主义。（2）中国传统文化。（3）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孙中山自称，他的三民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刨获者”。对于苏俄革命专政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虽末专门论及，但联系到他在二十年代初中期对苏俄革命经验的论述，以及改组国民党的重大措施，可以认为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已融入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民主义的三种思想背景对孙中山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显著的区别。在孙中山早期政治活动中，英美民主主义对其的影响远较中国传统文化为巨，但随着在政治上的不断受挫，孙中山晚年对发扬本国固有道德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越益明显。尽管孙中山后期已向本国传统文化倾斜，但他并没有完全拒绝英美民主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俄，经过审核的研究和思考，最后提出了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具有了新的面貌。
1927年后，蒋介石对孙三民主义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完全抛弃了使三民主义得以恢复活力的联俄、联共、农工政策，破坏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型意识形态的完整性。一方面蒋介石片面吸取苏俄革命专政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歪曲性地突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斜，用“三民主义渊源中国文化”，“国民党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者与保卫者”一类的宣传，来强调国民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为了维护这种“合法性”，国民党垄断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在戴季陶、蒋介石、陶希圣等的设计下，三民主义无所不包，它能够从国民党的角度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现象，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又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性，举凡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在排斥之列。就这样，三民主义最终成为给国民党各种政策提供“合理性”依据的高度灵活的意识形态。国民党就以这种烙有蒋介石等印记的三民主义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在反共的同时，国民党又在1929一1930年掀起反对胡适运动，指责主张宪政自由的胡适“信着民治主义的谬说”，“诋毁党义”。国民党充分利用其掌握的政权使其意识形态社会化，1929年后明令在全国大中小学实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复又制定《出版条例》和《出版法》，成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查禁违背“党义”的书刊和电影。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成立了众多的党营文化出版机构，大量印行党义出版物和反共宣传品。尽管国民党在南京十年竭力以三民主义为价值符号构筑党化意识形态，但出于其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根本无法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
在实施民族主义方面：国民政府除了收回权利、邮政国有等方面取得若干成就外，其他表现微不足道。国民党在日本扩张和侵略面前一再妥协和退让，对蒋介石鼓吹的“复兴中国民族”的口号构成巨大的讽刺。
在实施民权主义方面：南京政权在十年间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限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在训政和“以党治国”的旗号下压制民主，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在实施民生主义方面：国民党虽在一个短时期内曾通过立法，裁撤厘金，建立统税、鼓励国货、奖励并扶持民族工商业，但很快又以征收高税，逼买公债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障碍，“节制资本成了悬在工商界人士头上的索命牌。蒋介石在农村部分地区曾采行过若干改良主义的措施，但却顽闭拒绝在农村进行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国民党无限期拖延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土地危机越演越烈，成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的“隐患”。
在排斥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积极内容后，三民主义就成了国民党维护“党专政”，镇压异己的一根大棒。由于南京十年国民党在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末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标榜的“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口号就成了一句空话。
1928年后建立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结构是苏俄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的形态，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经变质，“革命”成了国民党“党专政”的代名词。已经控制国民党的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自居，具有排斥其他政治力量，独掌中国命运的强烈的“使命感”，他在“党治”的掩护下，配之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竭立建立其个人的独裁统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的形式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二、关于“安内攘外”政策及与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
围绕“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问题，在大陆与台湾学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陆学者基于“安内攘外”政策的强烈反共色彩，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台湾及少数美籍华裔学者则基本肯定“安内攘外”政策。美籍华裔教授陆培涌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大贡献，就是安内攘外”，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李国祁教授声称，“安内攘外政策是必须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存恭认为，南京十年，“安内攘外”政策获得了“成功”。对于“安内攘外”政策与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大陆与台湾绝大多数学者均较少论及，只有李国祁教授在论述“安内攘外”政策的同时，提及“一党兼政、训政问题，在政策而言，也是必须的”，但是对两者关系末作进一步阐述。
笔者不同意台湾学者对“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同时认为大陆学者仅从一个方面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判断，而忽略“安内攘外”政策与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也难以全面反映“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性质。笔者认为，“安内攘外”政策是一项违背时代潮流的错误政策，它非但末获成功，相反，在推行中却遇到严更的失败。“安内攘外”政策的失败表明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趋势。
1928年国民党建立了“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结构，这种政治体制能否正常运转还取决于国民党能否在党治原则下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用以调整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关系，使国家走上和平建设的轨道。北伐结束，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只限于沿海、沿江数省。中共坚持武装斗争，坚决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围绕军令、政今的“统一”问题，南京政府与占据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国民政附的统治还面临在华不断扩张侵略势力的日帝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试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造成一个建设国家的环境，“安内攘外”就是南京十年国民党在“党治”方针指导下为应付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外危机、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统治而制定的只有全局性影响的战略国策。
“安内攘外”政策的核心是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11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鼓吹“以卧新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蒋介石并要求国民党动员全部力量，“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至此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号。
“安内攘外”政策是一项误国的政策，它的推行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危机下革命进步力量的发展，加剧了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
（1）1927年后，国民党把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中共和红军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欲以武力消灭之。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五次军事“围剿”，及对鄂豫皖、湘鄂西等名共根据地的武装进攻，使中共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主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至1935年，除了在河北地区尚保存个别组织，上海还有极少数受中共文委领导的党员继续活动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中共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2）在蒋介石的分化打击和军事镇压下，地方实力派的大规模的反蒋军事活动在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