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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蒋介石的分化打击和军事镇压下，地方实力派的大规模的反蒋军事活动在1931年后大休停止。南京政府利用“追剿”红军将其势力渗入西南、西北地区，此举虽然加强了南京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与冲突。
（3）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为了“剿共”和镇抚地方实力派，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溏沽协定》，对日帝侵占东北予以事实上的承认，致使日帝势力迅速向关内蚕食。1935年6月中央军退出河北，导致华北危机空前加剧。虽然国民党在1932年2月即曾拟定全面对日防卫计划，1933年后加紧修筑国防工事，筹建海、空军，但是事实上对日本的侵略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予以阻遏，反而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的抗日行动。
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在三十年代初中期似乎取得苦干“成效”，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江西中央苏区，但其“安内”政策已走至尽头，前景极为黯淡。最大的错误在于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和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趋势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愿望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比的首要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勇于内战，怯于外战，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使其丧失了起码的民族尊严，导致社会大众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蒋介石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呼声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压力，使蒋介石的“剿共”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一则，中共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日，获得全国各党派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1935年后红军力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已联苏，继续剿共难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气氛；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高举“抗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月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国民政府若再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地方实力派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商京政府的统治。
“安内攘外”政策所面临的严重困境证明，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巨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更不能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因此强化国家中枢的政治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发展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的指导，并非无一定的合理性。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加速国家发展，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的执政党。该政党不仅应以符合时代潮流的鲜明的政纲吸引党员和公众，还应兼顾改革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建立起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通过所领导的国家权力中枢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对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可行的方法。
实现“以党治国”还有赖于因内政局的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和日本的侵略不但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还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3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困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之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国民党为了贯彻其政治主张，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鼓动性的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振人心”，“建设新生活”，“反共剿匪”，但是这类口号的背后根本没有深厚的理论系统作为背景，因此，并不具有有震摄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由于国民党意识形态没有坚实的义理作为基础，国民党很快成了丧失政治理想的松散的集合。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总结在中国政治中以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是：①政治关系，②经济关系，③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仅是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同学关系。
此番言论，出之深知国民党性格的陈立夫之口，可谓陈氏对国民党所作的坦率剖析，称得上是一语中的。
在党纪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义系上，国民党也缺乏动员型政党所具有的广泛的支配力。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仅存在中央，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45年前，国民党党员不需缴纳党费。这就使得国民党中央几乎不了解其组织存在的一般状况。由于国民党组织的“中央化”，它的影响力很难依靠其组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难以顺利渗入社会生活以影响普通民众。
南京十年，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严重述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社会各界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就不仅使得国内政治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而且最终成为导致抗战爆发后民党政权陷入长期统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三、如何看待“专家参政”
“专家参政”是南京十年中后期国民政府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大陆与台湾学者对此均缺少研究，探究专家参政的起因与范围，将有助于揭示南京十年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全貌及其严重局限性。
1928一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统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十年，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变革，只是较大地限制了变革的范围、规模与速度。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题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开放。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范围和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将其限制在用于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
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资深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继续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及英美使节、1934年蒋介石征用了主张集权改革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关系的具体工作，继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政策设计和经济方面：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11月成立了旨在改善国民党与各级知识分子关系的，由☆奇书网の。Qisuu。★钱昌照、翁文灏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参与有关国际关系、军事政策的设计及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计有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等人。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国际关系、军事的研究而转入经济建设领域的调查、开发等实际工作。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自任院长，下属9个部长中的3个由技术专家担任，分别是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三十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名流、学者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
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
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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