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带着一笔丰厚的奖赏出狱而去，让他独自坐牢。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所以A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带奖出狱的幸运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码他不必在这之上再被罚款。所以其结果就是，这两个囚犯按照不顾一切的逻辑得到了最糟糕的报应：坐牢。
当然，在现实世界里，信任与合作很少达到如此两难的境地。谈判、人际关系、强制性的合同和其他许多因素左右了当事人的决定。但囚徒的两难境地确实抓住了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这种真实的一面。让我们看看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将自己锁定在一场40年的军备竞赛中，其结果对双方都毫无益处。还有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永恒倾向。
但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合作‘都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何种机制促使生物体或者人类进行相互合作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归功于美国密西根大学一位叫做罗伯特·；爱克斯罗德的人。爱克斯罗德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对合作的问题久有研究兴趣。为了进行关于合作的研究，他组织了一场计算机竞赛。这个竞赛的思路非常简单：任何想参加这个计算机竞赛的人都扮演‘囚徒困境‘案例中一个囚犯的角色。他们把自己的策略编入计算机程序，然后他们的程序会被成双成对地融入不同的组合。分好组以后，参与者就开始玩‘囚徒困境‘的游戏。他们每个人都要在合作与背叛之间做出选择。
但这里与‘囚徒困境‘案例中有个不同之处：他们不只玩一遍这个游戏，而是一遍一遍地玩上200次。这就是博弈论专家所谓的‘重复的囚徒困境‘，它更逼真地反映了具有经常而长期性的人际关系。而且，这种重复的游戏允许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择时参考对手程序前几次的选择。如果两个程序只玩过一个回合，则背叛显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两个程序已经交手过多次，则双方就建立了各自的历史档案，用以记录与对手的交往情况。同时，它们各自也通过多次的交手树立了或好或差的声誉。虽然如此，对方的程序下一步将会如何举动却仍然极难确定。实际上，这也是该竞赛的组织者爱克斯罗德希望从这个竞赛中了解的事情之一。一个程序总是不管对手作何种举动都采取合作的态度吗？或者，它能总是采取背叛行动吗？它是否应该对对手的举动回之以更为复杂的举措？如果是，那会是怎么样的举措呢？
事实上，竞赛的第一个回合交上来的14个程序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策略。但使爱克斯罗德和其他人深为吃惊的是，竞赛的桂冠属于其中最简单的策略：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这是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阿纳托·；拉帕波特提交上来的策略。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这样的：它总是以合作开局，但从此以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也就是说，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实行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它永远不先背叛对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善意的‘。它会在下一轮中对对手的前一次合作给予回报（哪怕以前这个对手曾经背叛过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宽容的‘。但它会采取背叛的行动来惩罚对手前一次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强硬的‘。而且，它的策略极为简单，对手程序一望便知其用意何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又是‘简单明了的‘。
当然，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程序参与了竞赛，一报还一报策略的胜利也许只是一种侥幸。但是，在上交的14个程序中，有8个是‘善意的‘，它们永远不会首先背叛。而且这些善意的程序都轻易就赢了6个非善意的程序。为了决出一个结果来，爱克斯罗德又举行了第二轮竞赛，特别邀请了更多的人，看看能否从一报还一报策略那儿将桂冠夺过来。这次有62个程序参加了竞赛，结果是一报还一报又一次夺魁。竞赛的结论是无可争议的。好人，或更确切地说，具备以下特点的人，将总会是赢家。
1．善意的； 2．宽容的； 3．强硬的； 4．简单明了的。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胜利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合作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爱克斯罗德在《合作进化》一书中指出，一报还一报策略能导致社会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在最无指望的环境中的合作。他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发产生的‘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原则。当时前线战壕里的军队约束自己不开枪杀伤人，只要对方也这么做。使这个原则能够实行的原因是，双方军队都已陷入困境数月，这给了他们相互适应的机会。
一报还一报的相互作用使得自然界即使没有智能也能产生合作关系。这样的例子很多：真菌从地下的石头中汲取养分，为海藻提供了食物，而海藻反过来又为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金蚁合欢树为一种蚂蚁提供了食物，而这种蚂蚁反过来又保护了该树；无花果树的花是黄蜂的食物，而黄蜂反过来又为无花果树传授花粉，将树种撒向四处。
更广泛地说，共同演化会使一报还一报的合作风格在这个充满背信弃义劣行的世界上蔚然成风。假设少数采取一报还一报策略的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通过突变而产生了。那么，只要这些个体能互相遇见，足够在今后的相逢中形成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开始形成小型的合作关系。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就能远胜于他们周围的那些背后藏刀的类型。这样，参与合作的人数就会增多。很快，一报还一报式的合作就会最终占上风。而一旦建立了这种机制，相互合作的个体就能生存下去。如果不太合作的类型想侵犯和利用他们的善意，一报还一报政策强硬的一面就会狠狠地惩罚他们，让他们无法扩散影响。
现在，对博弈论的研究是如此地广泛，以致于有些人说最新的经济学和管理科学都已经利用博弈论的理论和工具重写过了。博弈论中有很多有趣而富于哲理的案例，一报还一报就是其中的一个。它那种善意、宽容、强硬、简单明了的合作策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组织的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
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
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
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
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
”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
从这三点表述的。
但其后一个时期，在具体历史叙述中，一些著作里也出现了片面的问题。
笔者查阅了1989年至1999年国内外出版的十几部有关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裁著作，多数详尽地分析了“大跃进”决策的
错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自然灾害只用“加上发生了自然灾害”一句带过；有的专门研究“文革”前十年历史的著作对此原
因只字不提；还有的专门记录二十世纪灾祸的志书，小至工厂火灾都有记载，独不见一字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李原、黄资慧：《
21世纪灾祸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的一部以记述“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著作对自然灾害只用了1％的篇幅，其余都
是讲“人祸”（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自然灾害。有人认为出现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
误才是重要原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美国三一
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
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年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