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
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
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
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
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
）。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
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
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
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
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
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
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
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
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
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
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
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
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
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
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
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
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
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
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
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
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的“豪言壮语”
。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
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
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
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
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
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
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
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
三、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
，而是成几何级数。
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的“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则在提出时就有不同意见，纠正较早。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规划时，邓小平提出：还是说
稳当一些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到那个时候，农民的比重仍然会这么大。就是160元，生
活也不怎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盲目“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
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因素必须考虑：
四、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
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
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
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
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 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