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
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
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刘少奇曾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
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选集》第419页）就他调查的湖南来
说，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在各省份中不算最大。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
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受灾列为第13位的湖南，损失受决策错误影响显然是主要原因。其次，本文只
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进行繁琐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既有
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出现两者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衰退
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次要原因又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原动力，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但不应是
集中爆炸性的。决策错误在当时的出现，反映了我们认识严重脱离实际的必然结果；而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恰好在
我们认识发生严重错误时刻袭击，则有较大的偶然性。
关于自然灾害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能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
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1967年、1968年“文革”导致“全面内战”极为混乱的
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文革”十年中除1972
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比较注意“备战备荒为人
民”、“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关于决策错误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可以说，它决定了困难的程度和损失的大小。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
，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努力提高生产力，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三个要素，“
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
自然界灾害作用，则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
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还应看到，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能忽视和松懈。
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开始明显下降，年均值“五五”期间为11。48％，“六五”期间为6。68％
，“七五”期间为3。2％，“这一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没有过的”（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
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而80年代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
，90年代连续出现了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目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全国还有近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即使有灌
溉设施耕地的抗旱标准也不高，农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已严重威胁到农业基础
的稳定。”（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月11日）这个倾向值得重新注意。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
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严重经
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因此，我们在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期的撰写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
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
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原载《中**史资料》2000年第4期
以下是另一篇提及的文章，附在一起：
至于大跃进的后果，看党史教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是如何介绍的：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
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
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
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
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
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
实际产量的1/3。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
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
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
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
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
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
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
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
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
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三年自然灾害”的绝密档案
转贴，发表于华声论坛，作者不详
今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一千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五千一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两千两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二千七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