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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对友人说：‘正是这里，而不是莫斯科，是世界经济的实验室。主持这个实验室的年轻人非常杰出，他们的能力、智力和学问都让我惊叹不已。‘美国之行加速了凯恩斯的《通论》之旅，1936年，《通论》问世。
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人终于成为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通论》几乎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在那些最年轻和最睿智的人群中广为流传，他们把对此前奥地利学派的顶礼膜拜毫不犹豫地转赠给凯恩斯。加尔布雷斯如此描写那段时光，‘这是一个对绝望的补救办法，它不是推翻这个体系，而是保全它。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几乎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直至现在，连最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是凯恩斯主义使它的主要对手集权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步伐停滞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对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已经被甩到了身后。凯恩斯成了资本主义的救星。
正文 第二百六十六章 中国崛起
第二百六十六章 中国崛起
回顾当年资产阶级对刚诞生的中国政权的诅咒，对比当时正在蔓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张斩指出，两年半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增长，人们在高唱资本主义“繁荣”的胜利歌，“普遍”叫嚣中国“必定灭亡”、“必定崩溃”。而现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商品滞销、大量工人失业、群众陷入贫困……当此之时，民族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出现预言的“必定崩溃”，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失业人数日渐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经济日益高涨，五年计划提前到4年完成……。张斩深刻分析道，“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体制，就不可能根本杜绝危机产生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资本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而中国却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张斩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表现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保证生产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剥削阶级“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该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扩大城乡民族主义生产；可以对生产实行“计划领导”；扩大再生产既能不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其购买力，又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事实表明，民族主义体制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正在于此。
1．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有利时机发展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工商界与中国扩大经济联系，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世界市场上购买本国亟需的机器、设备、金属。**决议指出，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坚决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
2．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科技人才。 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广泛流传一种看法：似乎张斩体制是保守的、封闭的，拒绝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往来，也拒绝接受世界先进技术。这种说法显然片面。张斩曾经多次强调俄国科学技术落后，要甘当学生，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不仅要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还要派遣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学习并吸取技术经验”。就在经济危机发生期间，张斩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道：“我们注视着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我们希望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技术方面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做他们的学生。”
1929年8月29日，中央就“国外技术援助”专门作出决议：“中央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采取坚决措施；最大限度地吸收和更好地利用外国技术援助。” “从物质上保证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得联系，研究和利用国外科技方面的经验问题。”为此，必须采取一些列措施，包括改进驻外技术处工作，大力发展商业联系，邀请外国专家、收集外国技术文献等 。
3．保持经济独立。世界经济危机还引起了世界市场的绝对缩小。1933年世界贸易流转额比危机前一时期的流转额减少2/3，几乎整个国际贸易和财务联系都被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工商界企图摆脱危机状态，加强了近似孤立自己的保护关税政策、竭力限制输入和增加输出、宣传抵制进口商品、加强关税壁垒、广泛利用输出入许可制，实行划拨清算（没有货币汇款的互相划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的贸易政策斗争等许多其它形式，使国际结算关系剧烈恶化。对外贸易公认原则的破坏加重了外汇行市的波动。资本主义各国还竭力阻挠中国的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商品规定了特别限制。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组织了反对所谓中国倾销产品、强迫劳动和实行宗教虐待等罪名的运动，指责中国按“低价和倾销价格”出售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中国政府抛弃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的经济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规律和中国蔓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性的理论。在金融领域、外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1．在外贸、金融等领域的应对措施。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贸等领域试图转嫁经济危机的举措，中国政府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要加强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国家垄断原则。首先是外汇垄断。1930年2月，政府取缔了外汇和有价证卷的交易所贸易。中国利用外汇垄断，保证了对外贸易业务的资金供应，建立了外汇准备金。外汇垄断保证中国政府有可能在独立和互利的原则上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财务关系，克服帝国主义对中国公开或隐蔽实行的黄金和信贷封锁。其次是反走私。对外贸易垄断必然导致走私行为的泛滥，以及发生侨民、商号的外汇非法转往国外的企图。国家普遍开展了反走私的斗争。从1925～1930年，中国边防军人扣留黄金、外汇和各种走私商品的金额达3000万民元。
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外贸的限制，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对策。1930年10月中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国贸易有特别限制办法的许多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的决议》，那些对中国出口采取歧视政策的国家，中国也将限制从该国进口物品。
2．扩大出口。为了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金属等物资，中国亟需外汇。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粮食、木材、石油、矿石、毛皮等。1929～1932年，联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不止一次通过有关扩大出口产品的生产和提高其质量的决议。党组织对及时履行出口任务加强了监督，逐月听取报告，派出负责人员，使出口会议的业务活跃起来。完成出口计划的问题渐渐成为共和国、地方政权机关和劳动人民代表中国出口会议的注意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国家高度计划体制下，为了扩大出口，1931年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曾作出决议：把国家出口外汇收入一半划归企业支配，以弥补它们进口的需要。为了筹集工业化的资金，除了努力扩大出口之外，还力求吸收外国的贷款。
3．扩大进口工业化亟需的设备和技术。中国政府利用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各自经济困难，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及机器设备的机会，大量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器设备购买者。1931年；中国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从l926～1931年，中国的进口额约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增加了11倍。
中国还十分注意利用危机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尽量择优或者低价购买先进技术设备。到1931年初，中国已接受外国技术的项目增加到124项，投资总额达8300万民元。在整个工业化期间，中国利用西方的技术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重要的工业企业。如沈阳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等企业，
以及北京、西安火电站等，都是利用外国设备和技术建造起来的。中国人民委员会考虑到世界市场上新行市，改变了为新建和改建企业扩大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对外贸易计划。在五年计划的四年内，机器和金属的进口超过计划5。7％，工业设备的进口超计划7。8％，重工业需用的原料超计划26。2％。
拥有有限外汇储备的中国，力图在国外市场上以最少的损失购买工业设备、拖拉机、金属与原料。中国输入总量中，生产资料部分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进口的特点是：机器和设备的比重较高，1929年为30。1％，1930年为46。8％，1931年为53。9％，1932年为55。7％；到五年计划末，中国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居世界第一位，如1931年全世界出口机器的1/3左右、最后一年1/2左右都是发往中国的。
4．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和科技人才。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吸收外国设备，而且积极吸收外国专家担任企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顾问。1929年10月1日，政府批准了70个有关外国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其中24个协议在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55个合同是由中国与美、德等国的商号签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完全以美国钢铁公司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本设计。1931年下半年，直接参与该厂建设的美国人就有250名，此外还有德国专家在该厂工作。著名的张斩格勒拖拉机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西方技术建立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台履带式拖拉机的产能，约80家美国厂商为该厂制造设备，参加该厂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