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坦克兵团。尽管戴高乐和雷诺曾竭力告诫，甚至达拉第也曾答应要建立重装甲师，但是法国在1939年9月投入战争时仍然只有两个轻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据甘末林说，就坦克而言，原打算最后全部用二十吨的索米阿坦克来装备这些师。他写道，他们已决定一旦改换装备完成，这些师就不应再被称作“轻的”。但是尽管索米阿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坦克，它毕竟只是中等重量的；而且据甘末林说，甚至到了1940年5月10日，它与H。35（霍奇基斯1935）轻型坦克的比例还只不过是一半对一半。
确实，轻机械化师的威力比它的名称所表示的要更强大些，一部分是由于索米阿坦克的质量优越，一部分则是由于每个师所拥有的坦克数量很大。战争爆发时德国拥有的重型坦克并不比法国多，即使在法兰西战役中，德军的装甲师中也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轻型和中型坦克，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在于法国人不愿意制造足够数量的较重型坦克，因为无论是达拉第还是总参谋部，对于坦克的用途的看法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结果，由于没有获得原料的优先权，这些类型坦克的生产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里翁审判中，当有人质问为什么要阻止大量生产“B”型重坦克的定货时，前坦克总监凯勒将军不得不承认，这种坦克标志着与当时流行的理论的一个明显的决裂。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使用坦克的方式不符合法国陆军的一致意见。
1938年12月战时最高会议方才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但是直到1940年10月它们才建成。尽管德国人把重型、中型、轻型各种坦克都一齐编入他们的装甲师，法国总参谋部却决定只用一种“B”型重坦克（三十吨）来组成他们自己的装甲师。达拉第1942年2月27日和4月1日在里翁曾说过，他始终赞成德国的编组方式，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总参谋部接受。事实上，一旦决定建立重装甲师，由于总参谋部需要定购大量的其他各种物资，这就使得定购足够数量的“B”型坦克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达拉第坚持认为，如果他们仿效德国的办法，使各种类型的坦克都得到利用，那么装甲师早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他还说，“B”型坦克多少还能够有一些，这完全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他曾撤回过总参谋部的一道完全停止制造这种坦克的命令。
然而，如果说“B”型重坦克和索米阿中型坦克一般认为比德军的同类坦克为优越，那么大部分法国轻型坦克，如雷诺和霍奇基斯型，却不如德国的同类坦克，因为它们的武器太差。它们所装备的短机枪，实际上有效射程不超过四百米。用一个坦克军官的话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有装甲而无枪炮”。而且，这些坦克装置的发动机功率太低，许多坦克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所有这些弱点，也都是由于错误地理解坦克的用途而造成的。由于绝大多数的坦克只打算用于掩护步兵前进，所以认为不需要装大功率的发动机来保持高速，也不需要携带储备汽油或配备另外的中途加油装置（使坦克的行动半径增大），也无需无线电装置或配备一门能在中距离内摧毁敌方坦克的机关炮。事实上，绝大部分法国坦克的设计有缺点，它们离开了步兵就不能行动，也不能与敌方的坦克作战。
令人悲叹的另一件事是反坦克武器的奇缺，在里翁审判中被传讯的每一位将军都证明了这一事实。法国技术人员研制了三种出色的武器：四十七毫米的反坦克机关炮，九十毫米和二十五毫米的机关炮，这后两种武器既可用于反坦克，也可用于防空。然而，由于专家们没完没了地修改设计方案，总参谋部一再更改计划，对于采用何种类型的炮弹雷管也意见不一，结果就致命地耽误了这几种炮的大量生产，并且使得在战争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弹药可以供这类武器使用。至于一般的大炮，虽然炮很多，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炮弹也不足。
因此，和空军武器一样，法国人又陷入了从一种战术理论转变到另一种战术理论的过渡阶段——虽然他们甚至连正在放弃之中的那一种理论也并没有充分掌握好。如果他们打算以火炮代替他们自己的坦克来对付敌人的坦克，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准备好火炮和炮弹。但事实上他们的装甲师是仓促间用错误的物质装备拼凑成的。由于重型和中型的坦克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足够的数量，他们只好满足于让轻型坦克在这些师中占优势地位。最后，本来已有很大差距的法德两国的坦克实力，由于法国总参谋部一意孤行，坚持被雷诺称之为“陈旧而又可恶的小包装办法”，使得差距更加拉大了。按照这种办法，他们将大约一半的法国坦克分散在各个营内，分别隶属于前后方的各军团、各军，等等。因此，这些质量上本来就不够好的装甲师，在数量上也变得严重不足了。
根据前面所讲的英国在战争爆发时的坦克实力情况来看，就很容易明白，要指望从这方面来弥补法国坦克兵力的不足，暂时还不大可能。达拉第在里翁审判中极力为英国辩护，尽管他的用意高尚，他的预言公正而又正确，然而当追溯到暴露出来的那些丑恶事实时，他的辩护就更加令人震惊了。当他讲到在法国的坦克总数上应该再加上六百辆英国坦克时，凯勒将军笑了起来。达拉第大声喊道：“听到我说英国的坦克，你就笑了。我不同意。……我在比利时曾看到过它们中的一些，对于它们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英国人。十五或十八个月后我们将看到谁在笑。我们将看到是否还是那些人在笑。”
英国政府并不想否认慕尼黑危机暴露了英国防务方面的缺陷；它倒是想要表明，虽然自己并无过错，可是挑战却在它准备就绪之前就来临了。张伯伦1938年11月1日在下议院就是这样说的：
我要请尊敬的议员们记住，我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只是处在计划的第三年。要是说因为在第三年中什么事也没有完成，所以这项计划已经失败了，这就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要在三年中完成这项计划。我怀疑是否有可能把一个五年计划压缩在三年中完成，如果我们在计划一开始时就这样做的话。
后来在辩论中提到这种防务状况时，一名保守党议员就很自然地要问：“我们国家或任何别的国家从那个声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它是否意味着在1941年我们完全重整好军备以前，就只好让德国去任意胡为了吗？”另一位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
好多年来，大臣们一直在使我们对于我国防务的真实状况产生严重的错误印象。……听了有些大臣的演说，……你也许会想到大炮和飞机正在象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们的身边，多得几乎成了一个使人难以处理的问题。的确，有时人们是会觉得对德国人十分抱歉的。
这里显然是暗指协调防务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图平顿的一次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是处于重整军备计划的第三年，“可以公平他说，几乎每一种我们需要用来完善我们防务的武器和装备，都象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滚滚而来”。
自从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这种所谓“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说法要变成现实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对国防需要的供应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自从重整军备开始以来，对于设置一个供应部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现在它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陆军国务大臣在加的夫发表演说时几乎毫无掩饰地提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布思比称之为“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报纸，它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插手干预工业，只要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赞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别在上院和下院提出了对首相就国王致辞所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修正案，要求设置一个供应部，但它不能拥有广泛的强制性权力。在11月17日的辩论中，张伯伦（他在11月1日已经告诉下院说，经过考虑他认为，设立一个供应部将弊多利少）坚持认为，赞成设立一个供应部的人并没有能够使他相信，设立这样一个部将会使防务工作获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然而，达夫？库珀在发言中总结了当时的情绪：“我听了每个人的演说后，发现除协调防务大臣的演说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应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还得有别的改进办法。”
最后，张伯伦在压力下作了让步，同意设置供应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开始工作的供应部，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各种不同观点妥协的产物。这件事和实施征兵一样，表明政府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冲击以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它只限于对陆军和民防系统进行供应，至少暂时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战军的建制增加了一倍，扩大军需供应已成为紧迫的任务。尽管通过的法案使这个新建机构完全可以扩大为一个有充分职权的供应部，然而原来的供应海军和空军的机构却丝毫没有变动。但即使是这个有点象是被阉割了的、改设的机构，也直到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开始执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时它又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在一年或两年以前会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计划和生产都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所起的消极作用相比较的话。
法国防务毫无准备的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达拉第来负。自1936年以来，他一直任国防部长，并兼陆军部长；但他避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没有这些措施，计划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永远无法满足。整个工业体制需要改建，整个经济组织需要置于控制之下并予以加强；但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