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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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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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内心充满了光明,过去有人预言,只有战争才能使他和陈炯明之间保持协调。看来情况确实如此。他迫不及待地催促粤军立即北伐,并要求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程潜四人,作为孙文的代表,到南宁和陈炯明磋商“北伐大计”。
陈炯明深知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所余无几,即使竭其所能,亦只可筹到200万元。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文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初不稍让,坚称经此战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不宜再动干戈,仍持其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的政治主张。
然孙文的目光是全国性的,不受一时一地的条件所限。他相信非统一全国,不足以开创一个新时代,重造一个真民国。他决心不再等待。9月初,率领大本营向广西出发,沿漓江到达桂林。这时陈炯明驻节南宁,却故意避而不见。孙文愈加痛感陈炯明已成为统一大业的障碍。
10月29日,孙文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11月,陈炯明由南宁东返广州。邓铿在孙、陈之间极力斡旋,但效果似乎不大。孙文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这位不改江湖本色的大总统,心头一狠,把手枪交与部下,令其在陈炯明赴梧见面时,将其刺杀。见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事亦经总统府参军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但终因陈氏不肯赴会,刺杀行动始不了了之。
经过一番周折,1922年2月3日,孙文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故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文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向来坚称邓铿为陈炯明所杀,然事实岂真如是?据时人记述:“(邓)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即使《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代表国民党正统官史对陈全盘否定,然亦有如下记述:“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谢盛之、鲁直之、李睡仙编《陈炯明叛国史》。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用常情判断,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断不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由此可见,邓铿的亲属亦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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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5)
邓案是否程璧光案的翻版?当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可能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报告称:“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报告称:“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究竟谁是真凶,几十年来,官私文献滋多,各执其词;史家之论,更是众议成林。公说婆说,迄无确凿证据,以解悬疑,但邓案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造成致命一击,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铿之死,成了陈炯明一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粤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陈炯明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广东注定还要乱,还要在背叛的狂潮里历尽磨难,陈炯明并无回天之力。
在大本营内,胡汉民、蒋介石均主张先行回师解决“陈家军”,然后北伐。4月9日,孙文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兵临梧州,陈炯明方才惊觉。孙文派人转告陈氏: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汪精卫、廖仲恺都劝陈炯明到梧州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陈炯明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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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二章坐失良机(16)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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