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第40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2）
然而，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之后，国民党在也曾尝试在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省推行二五减租，但除了浙江之外，其他各省还没实行就取消了。浙江也只是推行到1930年代中期，便止步后转。原
因在于政府对地主征收的田赋和捐税，不仅没减，反而年年加码，却要求地主减低对佃农收取的田租，地主收入大幅下降，当然一肚子怨气；而农民也觉得二五减租太过温和，解决不了他们的困境。因此，农村的贫富阶级，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在抵制政府这一点上，却是异口同声。
贫苦农民认为还是共产党的土改实惠，分田地，分粮食，分浮财，吃大户。他们甚至连分田地都不感兴趣，觉得不如直接分谷子、分财物好，“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十九册。1986年编印。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骤然激烈起来，经济学家薛暮桥留意到：“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更日趋恶化。”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农民从革命中直接获得了即时的利益，所以他们愿意跟共产党走，向土豪劣绅开战。1929年，蒋介石在谈到农村情况时说：“今日不患地主、资产阶级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蒋介石《对于关税之感想》。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毫无疑问，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既锻炼了贫苦的农民，也锻炼了地主。为了与农民相对抗，地主纷纷武装起来，组织靖卫团、清乡团等民团队伍，向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共产党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夺得的。
蒋介石虽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回到奉化，却没有半点闲云野鹤的情趣。他在妙高台仅仅住了几天，就匆匆返回南京。1932年3月，蒋介石重出江湖，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尽管当时东北的形势间不容发，日本在上海挑起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硝烟未散。但蒋介石坚信左宗棠的一句名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中日问题可以诉诸国际仲裁，但消灭共产党只能亲力亲为。
5月21日，蒋介石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他临阵激励三军：“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6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主持剿匪会议。会议之后，推行保甲法、连坐法，在汉口设立剿匪总部，雷厉风行，果然不同凡响。
中共对蒋介石的坚甲利兵，不以为意。他们深信国民党已面临崩溃，没有什么力量了。要进攻红军，除非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国民党只能充当偏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红军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几乎毫无准备。
5月26日，国军四十四师进据皂市北侧的文家墩，拉起了大战的帷幕。29日，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率主力第九师向皂市反攻，并以第七师向敌后包抄，展开激烈的混战。国军四十八师一部向皂市驰援，双方反复冲锋肉搏十几次。30日，红军相继退去。
这一阶段，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是对中共中央根据地采取守势，集中兵力向鄂豫皖和洪湖区进攻。这是因为该地区水陆交通方便，且靠近蒋的老巢江、浙地区，蒋介石认为有把握争取这一地区的民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为了显示七分政治的威力，汉口剿总决定成立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指定委员，负责指导战区的党务、政务。同时，召开湖北省政治整理第一次会议。官绅相聚一堂，蒋介石把他的剿匪手谕发至人手一册。
从7月14日开始，各军奉总部命令，向襄河以北地区展开攻击行动。经过几天激战，国军十三师攻占京山，转而配合其他各部，由皂市、天门、岳口向京山以南、襄河以北地区进攻。在完全控制了该地区之后，蒋介石遂下令向襄河以南推进。
第41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3）
8月10日，国军顺利占领河口。红四军的两个团，在黄安以西和国军由河口推进的一个旅遭遇，爆发激战。红军以一部攻其正面，另以一部楔入左侧，国军陷于混乱。红军虽然小胜，但纵观全局，处处呈现险情，绝难乐观。
9月3日，国军左路军两个旅向洪湖展开。红军决开湖堤数处，引水阻敌。但成效不著，国军仍步步进逼。7日，红军退出汴头河，8日退出新集，12日复退出朱河市、陡子口。国军中路军攻势如潮，直逼商城、金家寨和英山。红四军全线动摇。
9月20日，红四军、红九军、红二十五军和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约两万余人，在河口和国军第一师、八十八师、十三师混战一场，然后全部向南撤去。后来，这支红军北行至随县、枣县一带，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西和四川东南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蒋介石在完成对洪湖地区的围剿之后，余勇可贾，立即掉头南来，于1933年元旦，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军事围剿。
然而，江西和洪湖毕竟有很大区别，这里的红军和山区农民形如鱼水，机动灵活，国军的攻势施展不开。1月27日，蒋介石亲赴江西主持围剿，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
但在他的锦囊之中，也没有什么妙计。2月10日，红军围攻南丰，然后向蛟湖、霍源退却，这是诱敌深入之计。国军盲目追击，在蛟湖陷入重围。2月26日，红军攻入蛟湖村，和国军展开白刃战。
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气温骤降。衣着单薄但斗志旺盛的红军士兵，端着步枪、土枪、梭标、大刀，高喊着战斗口号，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国军死伤枕藉，狼狈溃逃。五十二师师部直属部队被红军包围攻击，全师尽没，师长自戕。
前线接二连三的败绩，蒋介石在南昌愤慨难当。2月29日，霍源、东陂又传噩耗，五十九师全师溃散，师长被俘；十一师全师覆灭，师长阵亡。
蒋介石回天乏术，痛心疾首，从此对共产党益觉切肤之痛，非置诸死地而后安。1933年6月，蒋在牯岭召开南方五省主席和各路军高级军官会议，围绕怎么消灭共产党，人人出谋献策。
鉴于洪湖地区的成功经验，蒋介石又重弹“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调，厉行封锁政策。并采纳德国顾问的意见，以1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撒下1。5万公里的包围线。
这条“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毛泽东语）的中国马奇诺防线，对苏区正面，第一步，建筑碉堡构筑封锁线，以限制红军之活动。第二步，将封锁线向前推筑，以缩小苏区范围与突破苏区。第三步，在封锁线推进至相当地带，各方面军队气势连合时，一鼓而歼之。
而后方则采取严密封锁，凡关隘津卡择要构筑碉堡，封锁物资运入苏区，杜绝红军之往来联络，并构筑桥头堡、护路堡维护交通。凡城市及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区，构筑碉堡，保障地方安全，为推行政令，组织保甲，训练民众之据点。
为了确保计划的实现，南昌行营把江西划分成八个区，以便各部队在分配的区域里按规定展开。
这条规模巨大的防线，确有其独特之处。内中不仅有纵横交错的碉堡群、公路网，还有非常周密的后勤网，包括弹药仓、粮秣仓、病院、绑带所、中继站等等。参加围剿的军队，进行编制装备大改革。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排长以上军官都要接受训练。不论职位高低，一律穿布质军衣，吃大锅饭，和士兵同甘共苦，师长也脚穿草鞋，脚底抹桐油，背米袋，和士兵一起行军，大有卧薪尝胆的劲头。
国共两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也是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开始了。
当蒋介石正密锣紧鼓地计划新一轮的军事围剿时，共产党正在苏区全力以赴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其目的是把农村的地主、富农查出来，把农民的阶级成分划清楚。
查田运动很快演变成一场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哪个县哪个乡查出的地主、富农愈多，那个地方就被评为模范县模范乡。结果各地的地主、富农愈查愈多。在湘赣地区，还查到二三代，甚至三四代，只要放过几毫子债的，一律划为地主或高利贷者。许多农民逃到外地躲避风头，以致苏区大片大片的田地丢荒了。
第42节：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14）
在这种经济困难、人心动荡的时候，中央苏区又不断发出扩军号召，除了猛烈地扩大红军之外，还建立作为后备军的赤卫队，要求所有18岁到40岁的工农劳动群众，不分男女，一律加入赤卫队。并且把1933年5月定为扩军的“冲锋月”，“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要扩大红军一万人（赣八千闽二千），六七两月，每月扩大六千（赣四千五百，闽一千五百），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领导群众来完全实现的切身任务。”《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九期。红军的数目大大增加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未经炮火洗礼的新兵，迅速被派往和国民党精锐之师作战的前线。
国军为了隔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攻占红七军团的防地黎川，然后继续南进。而当时红军对怎么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依然举棋不定。
毛泽东主张在强敌环逼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动放弃一些城镇，收缩战区，诱敌深入。但中央对这种游击战术不屑一顾，坚持要打阵地战，不丢失一寸土地。因此，黎川丢失，便成了闽赣军区“动摇、恐惧、退却、逃跑、悲观、失望、惊惶失措的种种右倾情绪”的罪证。
在单纯防御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