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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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6-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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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刚能下地,他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是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3)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这次手术后,医生发现再也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地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流值班守候。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水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4)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在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 
 
 
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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