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简单统计，爹爹从1976年2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5个月中，共会见外宾l8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和中央党校教授成仿吾谈话，是他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学者的。当时，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总，您的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他接来吧。
爹爹不肯。
“为什么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还是我去看他吧！”
成仿吾教授从1975年初，根据中央批准，开始对马恩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校正，首先对他自己1938年从德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该译本曾经有人根据俄文修改过，这次根据1948年的德文原本，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进行了校正），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终于出版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2）
1976年的5月l8日，他把新译的《宣言》送给爹爹。爹爹大概l9日收到，20日就看了一遍。爹爹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号字的他自己留下看，小号字的由秘书念给他听。21日的早晨，爹爹就按时来到成仿吾教授的宿舍。一阵寒暄过后，他们立刻把话题转到《宣言》的新译本上面来。
爹爹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也有世界意义。他并且说这个新译
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若是不好懂，他是不能一口气看下去的。爹爹还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一定要有好译本。
爹爹强调指出，这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
接着，爹爹还详细向成仿吾教授了解他有多少个助手，这个新译本花了多长时间。他指示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爹爹对他说，他要把这里当个“点”，他要时常来。
在临别前，他希望成仿吾教授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他保重身体，并深情地说，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成仿吾教授陪他坐车环绕校园看了一下，他们才握手分别。没想到这是爹爹的最后一次视察活动。
6月21日，爹爹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不知什么原因，礼宾司临时改变会见时间，又没有通知他，使得爹爹在有空调的房间等待很长时间，等会见完，爹爹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就发烧。妈妈让他去医院看看，爹爹说，不碍事，可能冷气吹多了，感冒了。可是到了25日，爹爹高烧还是不退，医生来家里看过后，建议立即住院，爹爹还是不肯，说明天还有一个会见外宾的事项。大家见拗不过爹爹，只好按他的意见，在家吃药治疗。妈妈那天照样去上班了。妈妈在办公室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爹爹病情严重，马上要住院。
妈妈赶回来时，爹爹已经住进了北京医院。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一进医院，爹爹的病有医生治疗，会很快好的，谁也没有爹爹永远不会走出医院的思想准备，就连爹爹常看的书籍也没有带，以为几天就能回家了。
可是病情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往好转化，而是越来越沉重。到了7月初，爹爹病危，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医院看望他。我知道，这是在最后诀别，一般病人无康复的希望，大家才会涌向病人的床前。
7月4日，李先念来看爹爹，爹爹的神志还比较清楚。他拉着李先念的手，一字一字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这是爹爹最后留在人间的声音，以后他进入了昏迷状态。
爹爹去世时，我就在跟前，当看见爹爹的心跳在监视仪屏上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时，泪水哗地涌出了眼眶。
爹爹已经90高龄，我知道心脏停跳意味着什么。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但这颗伟大的心脏再也没有重新搏动。等医护人员拔出爹爹身上各种针管后，我第一个扑上去，紧紧抱住爹爹渐渐冰冷的身躯，放声大哭……
我想，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我对爹爹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已经进入天国的爹爹一定能听见女儿的哭泣……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大地，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他携手半个世纪的妻子，离开了他唯一的女儿和亲爱的孙子们！
父亲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间满园春色，自己却两袖清风飘然离去……爹爹去世后，康克清妈妈又独自生活了10多年。她比爹爹幸运，亲眼目睹了“四人帮”的垮台，看见“文革”的结束，又亲身感受了我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1992年她带着安详的微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81个年头的世界。
爹爹和妈妈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每年清明，我都要和家人去那里为两位亲人扫墓，去看望他们，带去女儿和家人的问侯！
周启才：毛泽东悼词形成前后（1）
周启才
周启才，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本文摘自《世纪》双月刊。
1976年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
要误事。”说完放下了电话。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先后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9月16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下午2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华国锋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说：“东兴同志讲，他对悼词文稿看了三遍，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悼词文稿基本可用；二是他提议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他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很有必要。”
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
会后，我根据会前华国锋的交待，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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