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南的主力消灭掉。
会上，彭德怀不住地抹脑门上的汗。他分析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后，第一野战军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三军总兵力相比，数量差不多。而我军兵力可集中使用，敌人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下面的敌军主力，只有15万人。因此，我认为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端起杯子，“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继续说：“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只占相对优势，胡宗南虽然大势已去，但仍要作困兽之斗。而青、宁二马还没有遭到我沉重打击，尤其是青马战斗力还较强。因此，要把胡、马两个集团主力歼灭于一役是困难的，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话音一顿，彭德怀思考了一下，接着说：“虽然现在胡、马摆开了联合作战的架式，但胡、马之间，两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互存戒心，貌会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有意拉开一定距离，有利就捞一把，不利时就跑，谁受攻击谁倒霉，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老本钱去援救对方。”
“那么，”彭德怀加重了语气，“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呢？这是我们将要进行战役的首要问题，它是能否正确选定战役目标，使整个战役顺利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是钳马打胡，还是钳胡打马，中央和彭德怀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早在陕中战役后，毛主席和彭德怀就开始考虑西北战场我军下步行动，多次互致电文协商。
6月26日，毛主席致电彭总：
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分、长（即分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即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王震一兵团、周士第十八兵团）全力及许兵团（即许光达二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杨得志十九兵团）赶到接替。。
从电文看，毛主席当时主要考虑两个问题：
其一，西北我军自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兵力大增，达36万人。而胡宗南集团与两马兵团在关中地区总兵力约15万余人。关中地区敌我兵力对比为1比2。4，我不占绝对优势。因此，不能分兵以对，而应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集团。在此歼敌方针下，我获胜把握性更大。我若以四分之一兵力用于钳制，以四分之三兵力用于攻击，则打胡敌我兵力对比为1比5，打马敌我兵对比为1比4。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历来是毛主席所强调的，在西北战场上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毛泽东主要是从战略全局和西北战局，提出了“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基本立足点是：西北我军全面进攻的重点是在西北而不是西南，首歼胡宗南主力于关中地区后，可以基本上消除胡宗南集团对我向西北尔后作战的威胁。再以贺龙率十八兵团，尾追胡宗南集团残部入川，会同二野将其歼灭在四川。西北我军可以腾出手来，以3个兵团无所顾虑地向大西北进军，彻底消灭两马集团和西北残余敌军。至于胡宗南，虽系蒋介石嫡系主力，但已先后被我军歼灭20万人，战斗力大为削弱，不足以对我构成重大威胁，可以速战速决。
彭德怀接到毛主席电报后，反复权衡，考虑再三，于当日向军委回电，就打击目标问题提出了两个建议：
1。如两马集结乾县、永寿、分县、常宁镇地区，则以十九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两马主力。
2、如两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显然，彭德怀是将以“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作为第一方案的。作为我军战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他这么认为自然也有他的考虑，这主要是从西北战场实际情况为立足点的。
西北战场的关键是两马集团，解决了两马集团，即可基本安定西北，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青、宁两马远离自己老巢，人生地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特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在战场条件上比让两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同时，两马素有不合，指挥上各成体系，有利于我各个击破。
第二天，也就是6月27日，中央复电指出：
如青、宁两马只作小的撤退，位于乾、永、常宁地区，而不是向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打胡、王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两马作大的撤退，则以执行第二方案为好。
对彭总在第2方案中提出的南下汉中计划，中央军委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是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较为有利。”
6月下旬，情况又发生变化，两马集团主力继续后撤，已退入麟游山区，并且兵力分散。怎么办？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这一问题再次摆到彭总面前，这两个方案，中央军委都予以同意，最后决断权现在就在西北我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手里。
彭德怀陷入沉思。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两马不断后撤，将部队拉开配置在宽大正面上，但为践胡、马之约，暂不会远撤平凉。两马集团配置虽便于我军穿插分割，各个歼灭，但也有不利一面：我若以3个兵团正面进攻，敌必节节抵抗，这种平推打法对我全歼速决两马集团极为不利，我若以两翼迂回包抄，因正面宽大运动距离远，易被敌发现，也不易全歼速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我军追击两马，胡宗南集团的行动有几种可能：一是全力援马，对我翼侧、后方袭击，与两马协同作战；二是伺机进扰西安，企图“围魏救赵”；三是退据汉中，保存实力。这几种可能无论出现那种，都对我下步作战不利。如打马不能全歼，再掉头打胡，这时胡宗南集团更不敢与我决战。我军南下追击，会使两马获得喘息机会再次进扰陕中。加上打马比打胡费力，我十八、十九兵团仓猝应战强敌，准备不足，是兵家大忌。
反复权衡，彭德怀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第一方案。他知道胡宗南错误断定我军难以一口吃掉他5个军，将5个军夹渭河成集团配置，这种部署有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战役预备队。留在秦岭和宝鸡的少数兵力只能起坚守作用，如扶眉之敌被我包围，敌无兵可援。而且胡宗南以3个军在渭河以北，2个军在渭河以南，而其又无大型渡河设备，遭我军攻击时，南北隔河之敌无法相互支援；其次，虽然胡、马联合作战，可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间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从其接合部迂回胡宗南集团侧后，切断敌人退路；第三，陕中战役中，两马集团遭我打击，埋怨胡宗南行动迟缓，不作配合。如胡宗南集团遭我打击时，两马决不会轻易出援。
想到这里，彭德怀冲口而出：“敌变我变，先胡后马，执行第二方案！”当即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扶眉战役方针呈报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准。
我第一野战军前委和西北局负责人会议仍在进行中。彭德怀握拳往桌上一砸，与会者目光一齐注视着他。“根据战场形势和我军战略企图，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十九兵团牵制青、宁两马，第一、第二、第十八共3个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彭德怀坚定果断的声音在屋内震响着。
先胡后马，是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并得到中央军委同意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步骤。当时彭德怀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和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胡宗南部经过一野的沉重打击，丢了西安之后，已成了惊弓之鸟，躲在陕西汉中，不会再对彭德怀构成太大的威胁。
马步芳和马鸿逵却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强劲对手。凶悍的马家骑兵曾使红军西路军饮恨荒漠，马家骑兵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极其残忍，第一野战军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马步芳生于1903年，在蒋介石政权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或遭削弱，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庭武装势力，成为“青海王”。
1930年，马步芳彻底投靠了蒋介石，从而积极与共产党为敌。1936年，在初次与红军接火时，马步芳指示部下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1937年4月，红军西路军遭到马步芳部的残忍杀戮。他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如扒心、割舌27人。他的兄弟马步流，还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对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除了枪杀、活埋外，从马步芳起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著名的红军将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马步芳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几乎成为共产党最为痛恨的人物。
马鸿逵生于1892年，此人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达17年，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
马鸿逵8岁那年，在西安行宫中得以见到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小德张等前清权贵们，二十出头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1932年，马鸿逵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他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
马步芳被称作“青马”，马鸿逵被称作“宁马”。青、宁二马合称马家军。但二马互不服气，貌合神离，二马相互争斗由来已久。
1949年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北平参加国共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