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矗立着两座火柴盒般的建筑，只有院墙还完整，小鱼的家就在挨着大门贴着院墙的两间房子里，那是过去的门房。
有一次小鱼绘声绘色地学他老爸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同学进他们家后的反应，“我说鱼XX啊，您这大所长就住在这门房里啊？！”然后就笑得弯了腰。
小鱼的小屋在院子的里角，比我的稍大。
我和门口的看门大爷打了声招呼后，就骑着车往里走，快到小鱼小屋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儿站在道旁，没在意就过去了。到了门口，里面黑着灯，我在门口喊了两声，没人应，正要转身走人，后面传来一个怯怯的女声，“小鱼他出去了，说一会儿回来。”
我转过身，一个不太高的女孩子站在我面前，天黑，看不大清长相。
我谢了她，正要上车走人，她上前一步说，“这里太安静了，我一个人很害怕。你能陪我待一会儿吗？”
英雄救美，侠士所为，我自然一口应承。
进门开了灯，赫然发现原来救了一个小美女。除了人长得不高，美的恰到好处。
我们就一块儿聊了起来，她自我介绍叫吴月，是某高校学生，现在暑假来北京舅舅家玩。她很会说话，总能说些挠到你痒处的话，什么你结婚了吗？太太怎么样？漂亮吗？家住哪儿，一个人在家吗？等等。
说着说着，就聊到小鱼。她不停地转着弯儿地问小鱼是否很有钱。她谈话技巧很高，有点儿腻，还有点儿小女孩儿的憨傻纯真，让人很容易就松弛下来，有问有答。还好我这人天生就不爱探人隐私，你不说我从不打听，再加上对一些敏感话题，我本能有所保留，所以也没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正聊着，小鱼回来了。我本来是来找他下棋的，现在只有起身走人了。
过了一阵子，小鱼来找我，问我还记得吴月吗？然后说，那是一女骗子！
小鱼的姐姐一家去了北戴河，他和吴月就鸠占鹊巢地快乐。还是如同我那天晚上遇到吴月的故事一样，小鱼撇下她一个人在家，自己跑出去了，回来一看，女孩儿没了。等小鱼姐回来一清点，家中共少了600多美金，2千多人民币。呵呵，这场风流很贵啊！
不要说小鱼不察，连我都没看清那女骗子，她一定是在校生或是上过大学，阿唐下海后各色女性见到不少，这点还是能分得清的。
小鱼说他是在一个老干部家认识的这吴月，女孩儿告诉他那是她舅舅家。出事后小鱼去印证，那老干部家说也是拐弯抹角地认识吴月的。
叹完了气，小鱼又很回味地说，“和她感觉真好！我也是个老手了，从没遇到象她这么感觉好的！”
我心里话，那是她吃饭的本钱啊，不好能行吗？
小鱼是94年结的婚，那年他30岁，在周围朋友中是晚婚的。我是去小鱼的公司时，正赶上鱼太打电话催他赶紧回家才知道他结婚了，小鱼一脸无奈地说，“瞧，小磨给套上了吧！”
从没见过鱼太，不知是何等佳丽，但愿不是歌中唱的那样，好汉无好妻。
第十四章 第一桶金
第十四章第一桶金
1989年春节过后，我们开始主营录像机和电视机。
我做为公司唯一高学历的人，自然所有的技术有关的活计都是我的。每次有录像机新机种进来，我要先读一下英文说明，尝试各种功能，然后再给客户演示。那时的录像机大都是“水货”（走私货），带中文说明书的很少。经我手下的机型有：日立426E，索尼，松下G12，松下G33，福奈，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国产组装货。电视只做过北京出产的牡丹电视。
那时正是涨价风方兴未艾的时候，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都慌慌然地抢购。生意真是好做，客户都是带着钱来的，大概试试就搬走了。
就连柳书记也坐不住了，花了3千元按进价买了一台18寸的牡丹电视。本来，柳书记是偷偷来的，等他前脚走，后脚老杨就告诉了我此事。大概想将来有什么事可以用来要胁柳书记，我就是见证。
我一边干活一边和客户调侃，堂堂研究生给你们服务，这商品的附加价值很高啊。一般他们都不怎么信。连我自己有时都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辉煌，兢兢业业于小商人之道，真是人生的悲哀啊。
那时店里的现金流量很大，每天动辄上万，会计每天都要跑银行存钱。我点钱的功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后来，我换了公司，领出差费时，我点了正面，再点反面，快的惊人，会计马上说，这家伙是个点钱老手。正反点两遍是为了防止出现半张钱。
有时进货时，对方要求现金交易，我们就要抱着一大堆钱横跨半个北京城去提货，最多的时候，是持2万九千元去提10台彩电。那时候百元的钞票还不多见，流通中的大额钞票还是以10元为主，近三万元装了整整一个公文包，体积大概有半个电脑显示器大小。
我知道了老杨之所以能将差不多进价的商品卖的便宜的原因了。其实很简单，售出商品时以银钱收据代替正式发票。
会计做帐是以正式发票为准，报税则以会计账目及原始凭据为准，如此，就可以逃掉本该纳入国库的应交税款，大概是营业额的5％。不要小看了这5％，往往我们公司的商业毛利润也就是5~10％，有很多赊销的商品利润率甚至更低，老杨的行话是“利太薄”，如果上了税，不仅不赚，还要赔钱。
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曾经有客户拒绝收取银钱收据。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去投诉，即使有，街道办事处和联社也会挡下来，因为工商局的最基层的单位就在办事处院内。我住的小屋的旁边就是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是法院的最基层单位，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我和少林躲在屋里下棋，就一直听旁边屋里的一对离婚男女不停地来回嚼停，少林会瞪着眼睛瞧着我，“你丫住这儿，烦不烦啊你？”
开始的时候，都是老杨的货源。慢慢地少林和我也各自开发了自己的货源，才领悟到原来进货出货中还有如此多的猫腻！
货源从大的一级批发公司到水货贩子，出国人员境外买单境内提货，应有尽有。
最后大家都形成了共识，一个人的货如果是别人帮着出的，则拿出一部分钱一帮人去旁边的“新华餐厅”大撮一顿，为了堵上会计出纳（老杨的人）的嘴，把她们也拽上，赚的钱根本没公司什么事。
那时节，不能说是“夜夜笙歌”，却也是“日日宴饮”，最后和餐厅的女服务员熟的就象自己姐们儿一样，只要雅间无客我们就能直入其间享受平价招待，刚刚脱离温饱的我们最爱点的菜是香酥鸡，溜肥肠，溜腰花儿，哎呀，香得不得了。后来换公司后，又专程打车去了几趟，不知是换了厨子还是口味高了，就感觉没有那么香了，而且，那几个颇具姿色的半老徐娘也不见芳影了。
如此，只苦了楼上的老蔡和老杨。老蔡还厚着脸皮蹭过几顿，老杨则一次也没有。阿唐的吨位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短短半年时间由125斤上升到145斤，今天是180磅，痛苦啊。
当然，我们做的很有分寸，只截留那些纯粹是个人拿来寄卖的物品的利润，而对以公司名义出面采办的商品则不染指。
终於，这一禁忌被打破了。
有一段时间，我开发了一个日立录相机的新货源，货主在蓟门饭店长期包房，专做水货。为了节省空间，也为了障眼，采用盒机分装的方式偷运来的，即录相机单放，泡沫扔掉，外包装盒子压扁，运到目的地再将机子放到复原的盒子中。老实说，那样叠过后复原的盒子真是很难看，可卖的还挺好，明确地告诉客户说是原装水货偷运进来，因此成这模样。
这一货源的发现极富戏剧性。一段时间，我们总能在新街口内大街的一家电器行发现价格还不错的录相机现货。一天我又去提货，店主说让我等一下，他给库房打个电话好送货过来。我一听，肯定是往上家打电话，於是偷偷地记下了他拨的电话号码。回来后，一个电话过去，果然是上家，而且是真正的一手货。货主是很年轻的两口子，我们由此建立起长久的业务联系，除了进货，我很多回扣的支票就是在这对夫妇手中兑成现金的，直到他们91年移民泰国。
这年3月，老杨把他在内蒙插队没忍住结婚了因而被迫留在当地的弟弟找回来看门，原来看门的老耿头被老蔡撵走，理由是介入公司内乱。理论上，他是最后一个因牵涉柳始事件被开除的人，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了。
老杨弟星期天拒绝上班，因为他是按正式员工被招进来的，一周要享有一天休息的权利。所以公司就要安排人星期天值班。
我因为住的离公司最近，所以理所当然地总是值班。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公司里又有电话，联络起来还方便。
婚后，太座还是住在她的集体宿舍里，星期天牛郎织女会合，一起到公司值班也挺好。
为了网罗有可能的客人，星期天也改成开门营业，但不做硬性规定。
一次，我看着手里收上来的一大堆钱，心中一动，马上就做了一个决断。一个电话打到上家告诉他们我要去提一台机子，然后让太座在公司坐镇，有人买大东西就先稳住等我回来。然后我踹着钱打辆车就奔了蓟门，很快我就搬回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进来，往货堆上一放，齐活，30分钟，3百块钱落袋！爽！
反正公司有的是银行收据，那东西不同于发票，根本不用对上数，星期一钱货对上数就行了，如此，大发利市。后来，我将这一秘密透露给少林，我们俩于是轮流发财。
慢慢地，老杨有点怀疑，因为星期天总也卖不出录相机。他就决定星期天安排两人值班，他的人只有会计小黄和出纳小蔡。小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