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於到了这个话题，推了再推，终於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关于这一段，很多叱吒风云的人物都回忆过了，阿唐是个小人物，就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身份写一下自己所见到的。
看官如果是25岁以上的人，一定对“春夏之交”这个词非常熟悉。不然的话，也一定对“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暴乱”的句子很是熟拈，后来“暴乱”改成“动乱”，最后改成了“政治风波”。
尽管阿唐自始至终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有一点我很自豪，那就是我在事后的秋后算账的整党时，写下的自我认识中，始终称其为“事件”，并且没有按要求写上支持的字眼，只是用了大约500字左右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维持其执政主导地位的必要性。当时这样做是有一定压力的，一来这份东西是要放进档案的，二来老杨已经到联社汇报了我的种种对学生的同情行为，柳书记委托支部书记老过正和我谈话。
那时对新闻时事并不怎么关心，但因为公司里天天都有人在街上转，所以对各种消息知道的很快。
首先是少林回来，报告说有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集会，后来知道那是为了胡耀邦的追悼会。然后接连几天都有学生在广场聚会。
接下来是“4。26社论”后的4。27大游行，这个早就知道风声了。我和少林骑车到了天安门，一些警察在大会堂和金水桥戒备，游行对伍还没到。我们沿长安街西行，终於在复兴门迎上了队伍，前面是横幅开道，两边是纠察队员手拉手格开队伍和围观的群众，秩序井然。
我和少林骑着车子在队伍前面走，旁边还有一大堆小青年骑着车。当时感觉只有一个字，“爽”，谁曾经有过机会在长安街的路中央骑车，今天我们就做到了！
接近西单时，前面警察站成数排把长安街封的死死的，去路被挡住了。我和少林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爬到路边的隔离栅栏上看热闹。
不一时，队伍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看热闹的市民，前堵后拥，街道两边又站满了人，他们无路可去，只有慢慢往前拥，很快就和警察贴上了。那时警察还没有任何防暴装置，只是手挽手组成人墙，试图档住去路。
西单路口东西南北围满了人，连路旁的广告牌上，售货亭上都爬满了人，不断有人起哄，让警察让开路。我和少林虽然爬在栅栏上也只能看个大概。学生队伍倒是站在原地呼呼口号，前面的市民人群却不停地骚动，一波一波往前拱。终於，站在高处的人率先鼓起掌来，我看到警察向两边撤了开去，人潮又慢慢向前拥去。
我感到警察并没有尽全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起哄的人们并没有用全力去冲卡，这无疑给很多人壮了胆。至少我当时就有一个错误推论：中央一定也想反官倒反腐败，只是中间阶层既得利益者太多，或许中央想借助学生的力量造成社会舆论，进而推动历史车轮前行，正如23年前老毛借助红卫兵的援手一样。
实际上后来知道这是执政党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导致有几天政策摇摆，决策迟缓，行动不力造成的。以执政者的角度而言，在运动的初起阶段如能全力压制，将星星之火扼杀在燎原之前，或是放下身段，真心谈判，那么其后整个社会就不会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也不会造成我们民族永远的痛。换句话说，当时无论赵李谁来掌权，都不会出现后来的流血局面。这或许是事情过后老邓决意彻底退下来的主要动因，省得你们老等着我出面裁判而误事。砖头，砖头的干活！嘿嘿。
长安街及两侧挤满了人，我和少林骑车钻胡同经前门西大街迂回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站了一些警察。游行队伍并没有进入广场，而是沿长安街继续向东。我和少林立刻骑车从历史博物馆旁插了过去。
结果游行队伍在南池子大街的公安部附近又被警察挡住了。（也可能是南河沿大街路口，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天哪，这不是“便衣警察”里的插曲吗？当刘欢悠扬的歌声从很多人的口中唱出来的时候，围观的市民忍不住大笑起来，警察们也绷不住了，有几个也跟着笑。
然后，一声令下，警察们又向两边撤了下来。立时向警察叫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我和少林跟到东单就打道回公司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追着游行队伍走，从复兴门到东单。后来听说学生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了。
接着是“5。17”大游行，连6条胡同里的小学生都被老师带到街上去了。
我又和少林骑车奔了广场。我们开辟了一条“胡志明小道”。首先是穿过胡同到美术馆东街南下，至灯市口转右向西，至北河沿向南，再转向东华门，顺紫禁城城墙转到午门附近，沿午门前的中轴线，穿过端门，天安门至金水桥。第一次骑车走在皇帝的御道上，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钱币上那几个门洞里钻出来的时候！
出了天安门，游行队伍刚刚走到广场前的长安街，有人开始往观礼台上爬，旁边有几个警察吆喝了两声，根本没人答理。我和少林一看，也跟着爬了上去。
哇唔，视野真好，整个广场一览无遗。队伍的前锋已经到了大会堂门前，继续向南进发，后面的队伍依然浩浩荡荡地从东长安街开过来。当时有一种很酣酣然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检阅千军万马的将军，阿唐挥手你前进，嘿嘿！
队伍从纪念堂附近进了广场，宛如一个巨大的旋涡，慢慢地旋转着膨胀起来，越涨越大，越来越厚实。壮观那，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如此多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
我看着广场上各色各样的旗子，除了北京及部分外地的大专院校外，几乎在京的所有单位的旗子都出现在广场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我对少林讲，中国有希望了，民心可用啊！如果能善加利用，上下同欲，一鼓做气，就可以在体制改革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那天，我对局势的判断，乐观到了极点。
戒严令颁布后的一天，我正在广场上闲逛，忽然听到天空上马达轰鸣，抬头一看，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慢慢地飞过广场上空。人们不安地骚动着，纷纷抬头望着天空。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了数周，慢慢又向东飞了回去。
声音渐渐地远去了，我的心却久久的不能平静下来。继前天戒严令颁布的震撼之后，这军用直升飞机的到来又一次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惊。
难道真的要动手了吗？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走着怀柔的路吗？真的要冒逆天下民心顶风而上吗？
又过了几天，传来军队进城但被北京市民阻挡在城外的消息。
那些天里，北京百姓所展现出来的高昂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我深深地为之骄傲和感动。人们自发地起来维持秩序，每个普通的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律己和克制，中国实在太需要这种主人翁式的公民精神了！
一次，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拐弯太急，不小心和另一辆自行车相撞。以北京人的习性，怎么着也得损我几句。可对方一听我是赶去广场，立马一片声地说，“没事儿！赶紧！走，走！别耽误了！”
还有一次也很感人。在美术馆东街和朝内大街路口，一个学生站在板车上演讲，鼓动市民们去堵军车，小伙子很年轻，可能是休息不好，人很憔悴，普通话说得不怎么好，不过真是投入了感情，周围的人不停地鼓掌。
旁边一个老哥递给他一个面包说，“先垫吧垫吧，喘口气再接着说。”
那学生拿着面包啃了两口，泪就流下来，哽咽着说，他吃了人民的面包，一定要为咱老百姓拼到底！
说老实话，阿唐的眼泪也差一点掉了下来。那时的人们真是动了真格的。
随着形势不断紧张，北京的高校都停课了，包括阿唐太的研究生院。她干脆跑来和阿唐混在了一起。
老杨借口形势紧张，要安排人手值夜班，堂而皇之让老杨弟撤回了家，其他人轮流值班，我，少林和小刘是被安排最多的，他们俩没结婚，我是住的最近。
6月3日晚又轮到我值夜班，吃完晚饭后，我和阿唐太骑着车沿“胡志明小道”又到了广场。
广场上的学生明显比前几天要少，听说很多去了京郊堵军车。
学生们的广播不停地播放着各种消息，印象最深的一个好像是说军车在木樨地轧死了人。
看着眼前纷纷乱乱的人们，我反覆思考着一个问题，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
其实前几天学生们抬棺游行，喊出了打倒“垂帘听政”，我就知道大势去矣。但凡群众运动如果搅进了宫廷内斗，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如果说以前老邓还有丢车保帅的可能，那现如今是没有任何转寰的余地了。如果说幕后有黑手，那这只手可真是够臭的了！
既然政府和学生已经完全对立，对执政者而言只剩下一个命题：用什么手段扑灭这场大火？
前一晚，已经尝试过便装分散渗透，终因北京太大，老百姓警惕太高，废然收场。硬闯也不行，北京人实在太多，又如此投入，不伤及无辜是不可能通过层层关卡进来的。
那一晚我左思右想，也没有一点头绪。我压根儿就没往开枪上动过念头。
阿唐至今也不相信有谁会下一道明确的开枪命令，但口气一定很明显，如“命令你部于6月3日晚10时自现驻扎地沿西长安街向东开进，并于6月4日凌晨2时前赶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北门集结待命。途中如遇抵抗可相机采用一切手段给予击破。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定团结，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望你部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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