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索菲娅”的意思是“神圣的智慧”。
毕竟，人不是为那些界线而生活的。跨越界线，让我们的视野更加辽阔。
家住侯家路
摇到外婆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
印着“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
来宾时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
于既无职业，也无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
来确认，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
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
号”。今天
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
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
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
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
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
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
号的那个小女
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
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
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
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
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
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
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
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
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
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
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
菜场那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
的“身分”还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
了。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
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
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
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
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
养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
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
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
雨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
条街的半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
上，一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
后院的老伯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
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
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
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
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场。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
地开到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
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
头老太们起得更早，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
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
“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
时，对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
或一言不发，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
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
嘹亮的声音。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
妨碍他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
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
津律有味，颇为知足。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
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
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
班去了。
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
新移民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
什么“高级住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
恋它？出于童年的回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
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
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
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
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
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
我最早的启蒙。
新嫂嫂
我的邻居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粗壮高大、爱说爱笑。她在街道煤饼场
里做事，专门拉着板车给人送煤球、煤饼。这完全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却
做得得心应手。每次搬完煤饼，总要帮人家垒得整整齐齐，用女人的细心把
散落的煤灰打扫干净。人们都夸她勤快，为人好。她只身带了十几岁的儿子
和女儿生活，我没见过她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妇叫做“新嫂嫂”，她四十
多岁了，依然被邻里这样称呼着，好像谁也没不习惯。
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
人，但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
不错，后来这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
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
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
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
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
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
你脚上系一条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
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
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
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
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
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
吐。
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
大笑，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
儿）的爸爸系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
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听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
拎着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
嘴呆了一会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
又颤：“我减刑了，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
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
的日子怎么过？”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
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
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
你拿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
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
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