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无数悉尼的旗帜。这样铺天盖地似的热情，是很难让人不感动的。相比之
下，我们靠几个孩子的攻势就显得单薄了一些。于是北京代表团里就有呼声
说：“我们不是也带了几屋子的礼品吗？也该上街去发呀！”据说另一种意
见占了上风：“这些礼品是等申办成功了才发的，现在发光了，到时怎么办？”
——哎，怎么这么死脑筋。真要是胜利了，什么都不发又怎么样，关键是现
在的公关形象呀！
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发了一些礼品。比如
T恤衫、背包什么的。但是
有一位英国摄影记者对我们的摄像师说：“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和五
环标志的背包吗？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那个包没用两天就开线了。如果你
们用它来装分量重的镜头一类，一定要小心，别砸坏了设备。”瞧人家一本
正经地给我们善意的提醒，真诚地反映“质量问题”，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的
心里可不是滋味。
临近投票的日子，各城市的攻势猛增。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
在蒙特卡罗的公共场所，签名留念，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团站脚助威。我去采
访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他们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我一边采访，
心中一边不安起来：把这么多世界冠军请到蒙特卡罗，难道就是为了在饭店
里显显国威吗？
在投票仪式的彩排中，我们才见到了北京的电视宣传片。恕我直言，那
个片子只是在重复几个固有的视觉形象：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手捧鲜花的孩
子。既没有悉尼的宣传片那么有冲击性，也没有曼彻斯特的那样追求艺术效
果。只见老人慢慢地推掌，孩子们在天坛前挥动着鲜花。这就是北京吗？这
就是体育吗？据说奥申办的几位主要领导看过这个片子后都一言不发：已经
到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
就这样，初来蒙特卡罗的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乐观信心，被一点点地
消蚀：我们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关经验，已是大家默认的事实。我们不会像
悉尼市长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送香槟，以示热诚；也没有像土耳其的女总
理那样来一招侃侃而谈的温柔战术。
就在这时，悉尼抛出杀手锏，宣布将承担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旅行费用，
而一些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
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难反驳的话题，可就在这时，国内传
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并且传闻要花巨额卫星转播费，把这一“盛况”
传送给远在蒙特卡罗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我们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别
添乱了，这儿不兴这一套。”
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宋世雄老师和我负责向国内的观众直播投票实
况。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终于，委员们投票结束，纷纷进入大会现场。有人急步走到北京代表团
席跟前耳语。据说，当时几位领导脸色顿变。主席台上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
票结果：“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
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这句话是我现场翻译的。这也是我
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扫兴的话，虽然只是翻译。
悉尼代表团腾地欢呼起来，北京代表团里那十几位合唱团的女孩子们哇
地哭了。只差一票，当然冤枉。但毕竟差一票，说来也不冤——如果我们以
一票的多数胜了，一定会认为悉尼输得理所当然。但轮到自己头上，又实在
不是滋味。我们现有的体育馆是不如人家的先进，北京的空气是没有悉尼的
清洁，我们也说不出承担运动员家属的行宿的大话。
体育里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另外几个申办城市容
易结成联盟与中国抗衡。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权力的较量，而幕后的交易则
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悉知的。据说，有一些奥委会成员两面许诺——我
突然想起那永远不会亏钱的CASIN0，只有他们是永远的赢家。但这一切都是
推测。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罗灿烂的阳光里涌动，人们嗅得出，却抓不到。
但我们似乎也该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
力，虽败犹荣。有近一半的委员认为在新世纪来到的时候应该把国际体育界
的头号盛事交给崛起的中国，他们的信心难道不使我们受到鼓舞吗？其实中
国人办哪届奥运会都行，并不一定为了失去二○○○年这个特殊的“名分”
而跟自己太过不去。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国家的荣辱。
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应该抱有平常心。
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时而客观，时而愤愤不平。就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收拾行装，踏上了回国
的旅程。飞机上，合唱团的女学生们唱起歌鼓励着神情沮丧的大人们。机舱
里一片悲壮。我突然深切地认识到：不错，后人也许能够对这一次的成败进
行冷静的分析。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典型事例。但对每
一个直接参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
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
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
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
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
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
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
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
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
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
辩论之后
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
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
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
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
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
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
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
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
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
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
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
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
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
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
请我主持’95
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
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
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
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
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
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
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
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
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
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
的笑容。
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
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
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
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
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
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
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
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
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
拍手叫好。
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
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
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
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
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
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
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
靠法律还是靠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