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ず又械奶紊桑俊�
母亲是极易受伤害的人，又是极易满足的人。去年冬，女友给她织了一顶绒帽，她可乐开了，天天戴在头上，说在嘴里，喜在心里，那份满足感好像又添了一个小孙子。母亲老了，早就想照张像样的相片，这次回家我实现了她的心愿。母亲看着自己儿子给自己拍的彩照，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像！像！像！……”
看着相片上的母亲，沧桑的脸上满是慈祥的微笑，她身后的牵牛花正热烈地开放，用心灵尽情奏响生命的乐章。此时，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回忆是一辈子的事。
母亲也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南京萨家湾
好了，你现在已经知道我母亲的名字了。
你记住了吗？
我真的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名字叫张淑兰。
她的这个名字的确是后来办居民身份证时（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前后中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我才知道的。她从没告诉过我。
母亲，回忆是一辈子的事（3）
当我知道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母亲的名字真的十分美丽。可母亲已经老了。与我同龄人的母亲相比她真的是老了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少年时对母亲的态度极其冷淡，甚至我觉得我的母亲又老又丑，心理上多少让我在同龄少年那里油然而生一种自卑。
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些，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我不知道，细心的你是否发现我母亲的名字与这部小说已经存在了另外一层关系。而这层关系，就像是一层窗户纸，背后隐藏着一个父亲的秘密。
直到二○○二年我把父亲母亲接到我工作学习的北京城时，父亲才告诉我，母亲的名字是他起的。
父亲用他的小聪明和智慧，给不识字的母亲的名字涂上了一层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色彩，掩盖着他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把他对另一个女孩的思念、愧疚和对自己十八岁时的一段不算风花雪月的逝去的爱情，用母亲的名字来做了这一切的纪念碑。
另一个女孩，不用说，她就是——张玉兰。
张淑兰，是我的母亲。
母亲美丽的名字上面附着了另一个女孩的影子。我对父亲在他十八岁时耍的这个小小的伎俩感到怀疑和愤怒——他竟然为了一个只能是扑风捉影的爱情把母亲的名字作为一种牺牲，来祭奠他没有得到的东西，来满足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私。
这对我的母亲是不公平的。
但母亲是不知道的，蒙在鼓里，六十年。
作为儿子，我知道，在父亲母亲结婚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权利埋怨父亲。
我感谢父亲，父亲选择这样的日子，把这个埋藏在心里六十年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且一脸的真诚，真心。
面对父亲，我已无话可说。
父亲结婚那天晚上，张玉兰也来了，她挤在人群中来闹洞房，来看父亲更是来看新娘子。那个时刻的张玉兰的心情，我不敢幻想用我的笔来描绘。我想，我如果要写的话，那么所有的文字对她都是不尊重。
不过，据父亲讲，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张玉兰也经常来串门和母亲在一起聊天，说说笑笑的，非常融洽，形同姐妹。
重逢没有再见（1）
一九六四年九月，父亲第二次见到了张玉兰。
这是父亲二十岁离开沙河集后第一次回自己的故乡。此前的一个月，他刚刚从长江边上一个叫九成坂的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父亲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错划右派后被劳教一年，接着以地主反坏右等五大罪名被判十年监禁，其中第一条罪状就是“反革命罪”，后提前四年释放劳改六年。
父亲劳改一释放，就迫不及待地想回故乡沙河集看看，他已经十七年没有回去了。
到了沙河集的第二天，父亲的堂妹兰突然问起了父亲：
“俺哥，你可想玉兰呀？”
妹妹突如其来的问话，让父亲有些惊愕。说真的，这十七年，国内的解放战争早已结束，父亲在解放前二十岁的时候坐了国民党的牢房之后，在解放后三十岁的时候又进了新中国的劳改农场，可谓是历尽磨难，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即使回到了故乡，也已经是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父亲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记得起曾经的张玉兰呢？
妹妹的问话，勾起了父亲的回忆，一段未了的情缘又涌上心头。
“玉兰好吗？她现在在哪里呀？”父亲也不知道妹妹为什么要问起这件他已经忘却的旧事。
“俺哥呀，打你离开沙河集以后，玉兰还是常常的念你的。她嫁给了许明道，但两个人从不说话。后来许二爷死了，她老婆也跟人跑了，等有了《婚姻法》以后，她和许明道离了婚，在两年孤身一人后，又嫁给原来在俺家学屠宰的徒弟徐麻子，两个人也不和气，三年也没生过孩子，后来抱了人家的一个女儿。现在，玉兰自己在大沙河里靠戽沙子卖钱过日子，生活得好苦哟！”
妹妹的一番话，触动了父亲。心酸，辛酸。
“她现在在哪里？”
“你想看看她？”妹妹笑了笑，看着父亲。
父亲点点头。
“小珍子，快！拉着你大舅看玉兰娘去。”妹妹一声喊，外面走进来一个天真活泼扎着两个小辫的小女孩，这是妹妹的小女儿小珍子。
小珍子高兴地拉着父亲的手说：
“俺大舅，走，跟俺走，俺带你去看玉兰娘去。”
说着，就拉着父亲的手走出了家门。
十七年了，沙河集还没有什么变化，街道上的房屋大多还是老样子，南街巷父亲住过的地方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父亲牵着四岁的外甥女的小手直向后街的老荒地走去。这里仍然像从前一样，都是外地人用泥巴和稻草搭成的不到丈把高的草窝子似的泥巴小屋，只要老天爷不高兴了，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泥菩萨。
沿着一条泥泞凹凸的小路，小珍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一个破旧的草屋前停了下来。
父亲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深深地做了一次呼吸，然后稍稍抬了一下头。天是蓝的，没有什么云彩，小屋的烟囱正袅袅地升起炊烟。如果说乡愁是个什么样子，袅袅的炊烟该是最好的表达，这是任何艺术家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父亲正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只听屋里传出了阵阵咳嗽声，声音凄凄的，听起来有些心凉。
“俺大舅，玉兰娘就住在里边。”接着，小珍子大声喊起来，“玉兰娘，玉兰娘，俺大舅来看你了。”
重逢没有再见（2）
“谁呀？”
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股浓烟也随之抢先冲出门来，接着从浓烟中探出一个蓬头垢面头发上粘着几根稻草并瞎了一只眼睛的妇女，佝偻着腰目光呆滞地看着父亲和小珍子。
父亲惊呆了。
父亲紧走一步上前仔细地看着她，她也吃惊地看着父亲。
“哇……”的一声，张玉兰突然转过身就往屋里钻。
这时，父亲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张玉兰，嘴里喊着：
“玉兰，玉兰，是我呀！……俺是你的成哥呀……”
父亲紧紧地抱着张玉兰，她终于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成哥，你来了……”张玉兰的声音里充满着委屈和哀伤，像一只孤单落魄的鸟儿一样。
说着，她慢慢地转过身，从墙角边上拉过来一捆茅草放倒在地上，说：
“就在这柴上坐吧……”
一边说，眼泪一边不停地砸在地上。十七年了，张玉兰仍然没有忘记她的成哥哥，一直在思念着父亲……
我离开沙河集后，玉兰一直在思恋着我。当我在滁县被郎巡官关进警察局的水牢时，她听说后想去看我，但许明道不同意；解放后，当知道我在老家安庆参加工作时，她为我高兴，又听说我被划成右派在劳改又为我担忧。她总是不断地从我妹妹那里打听我的消息牵挂着我念叨着我……
我坐在草捆上听着玉兰如泣如诉的述说，泪流满面。可不谙人情世故的小珍子已经着急吵着要回家了。
玉兰这时实在忍不住把自己的腿捋出来给我看，一个碗大的伤疤像一块烧焦的黑木炭似的，好不令人伤心。说：“这是俺的腿呀，以前害大疮，流脓流血，差一点没了……俺的眼睛也被许明道给打伤了，后来慢慢地就瞎了……”
“天啊！这是谁的罪孽呀！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善良的人总遭到如此的恶报呀！”我一下子情绪激动地站起来仰天大叫着。
这可把小珍子给吓哭了。她大哭大叫地一个人往家跑去。
没办法，我只好和玉兰匆匆分别。
“玉兰，我是个穷汉子，两手空空的……”我用劲地扶着玉兰的双肩，使劲地摇了摇。
玉兰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她只有一只眼睛啊！……
我们就这样撒手告别了。
本来我准备在沙河集多呆几天的，到各个亲戚朋友家走走，谁知老家的乡政府来了电报，要我立即回去，如不按时回去就要严惩不贷了。在妹妹地催促下，我只好忍气吞声地踏上了归途。我知道，我只得赶快回去，不然我就要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老婆孩子又要遭殃。
一九六四年父亲劳改回来下放到怀宁县黄龙区大洼乡，我的母亲带着大哥、二哥和姐姐已经在这里委曲求全地生活了六年。大家知道这六年其实也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政治和自然的灾害同时袭来，后来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把年仅五岁的二哥送给了别人。一九六五年父亲又被划为五类分子，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父亲又卷入其中，右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顽固不化分子……帽子一顶一顶压到父亲的头上，再也直不起腰来了。
重逢没有再见（3）
一九七八年，父亲摘帽了，一九七九年父亲平反复职。紧接着，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比我的哥哥姐姐们幸运，跟随父亲踏上了这块生我父亲母亲的土地。
父亲再回沙河集仍然不忘要去看看张玉兰的。但妹妹亲口告诉他：
“张玉兰的眼泪哭干了，她被第二个丈夫甩了，也被她收养的女儿抛弃了，自己淹死在北门外的沙河里。”
“天啊！……”